|
作者：韦承金
来新夏先生（1923—2014）晚年探索文史之交融，创作了大量随笔，截至逝世前出版随笔集逾二十部，治学境界也因此而更上层楼，在“纵横三学”的学术美誉之外，更以随笔作家名世而“自成一家”。这个现象被誉为来先生学术上的“衰年变法”，引起了文史学界的关注。来新夏先生早年植根于博、文史并重，晚年达到文史交融、人笔俱老的治学境界，既是独树一帜而自成一家，也是对中国学术“文史相通”之传统的传承与发扬。
古稀年之后的来新夏先生陆续发表了大量的随笔作品，在“纵横三学”的学术美誉之外，更以学者随笔作家而名世。如：中华书局2006年“皓首学术随笔”丛书，遴选出版了八位文史学界泰斗级人物的随笔作品集，来新夏先生便是其中之一（其他七位是季羡林、任继愈、何满子、黄裳、吴冠中、吴小如、戴逸）。来先生晚年随笔之高产高质，引起了文史学界的关注，被称为其学术人生的“衰年变法”。2023年11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来新夏文集》（以下简称《文集》）之中，随笔作品占四册之多：除了题为“杂著随笔卷”（第八、九册）之外，“人物掌故卷”（第六册）、“序跋书评”（第七册）所收文章，绝大多数也属于随笔的范畴。笔者结合自己的阅读心得，尝试观察来新夏先生“衰年变法”的文史交融之心路历程及其特点，以求教于诸位专家、同道。
一、“衰年变法”之缘由
来先生关于“衰年变法”缘由的自述，《文集》中数篇文章有所提及，其中的两篇，其写作（或采访）过程，笔者都曾亲历、见证，其阐述也较为充分，因而印象深刻，并触发了笔者对于来先生“衰年变法”的关注。
其中一篇是《来新夏：我们扫地那些年是南开最干净的几年》（田志凌采写、韦承金摄影，《南方都市报》2006 年 7 月 3 日，收录于南方都市报出品、陈朝华主编《最后的文化贵族——文化大家访谈录（第二辑）》，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8年1月出版）。那是 2006年4月 17日，来新夏先生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田志凌的专访，笔者当时作为南开大学新闻中心《南开大学报》编辑部工作人员，受邀担任摄影师，来先生接受采访时说：“这是我到了晚年突然觉悟了。我原来在学术圈子里头所做的事情，只是给学术圈子里那几百个人看的。因此我要‘变法’，我要把得自大众的一些东西反馈给大众。而我们原来学术圈里写的那些东西没有多少人要看，是不是？所以我把我消化的知识，用人们能够接受的文字，用随笔的形式反馈给民众。”
另一篇是《闲话读书》（首发于2008 年 9 月 26 日《南开大学报》副刊，后被《新华文摘》等多种报刊杂志转载、收录）。那是 2008 年，笔者作为《南开大学报》副刊编辑，约请来先生面向青年学生撰写谈读书治学心得的随笔，来先生欣然撰文。他在文中谈道：“‘衰年变法’一般指书画界人士，蕴积多年，晚年书画作风大变，以求另辟蹊径，更上层楼。听说国外有些科学家50 岁以后，当在专门领域中已有所成就，往往向普及知识的道路转变，也是一种‘衰年变法’。我虽称不上学有所成，但知识回归民众的行为却给我很大启示。所以我就从专为少数人写学术文章的小圈子里跳出来，选择写随笔的方式，贡献知识于社会……本着这样的想法，二十多年来，在许多旧友新知的鼓舞推动下，我以广大民众能接受的文字，写了数百篇随笔，把知识大量回归民众，初见‘衰年变法’的成效。”
此外，来先生在《我的学术自述》一文中也谈到，他从严肃的学术著作转向随笔写作的主观动因是“用随笔形式把知识化艰深为平易，还给民众，向民众谈论与民众所共有的人生体验来融入民众”，同时，“想用另一种文字风貌随手写点遣兴抒情之作，给新知旧雨一种求新的感觉”。
根据来先生以上自述可得知，从文化传播的角度而言，来先生“衰年变法”主要是试图通过求新求变，使自己的学术研究从象牙塔走向广大民众。而落实到具体的方法上，则体现为写作文体的转变：从严肃理性的偏于史学范畴的论著，转向生动活泼的偏于文学范畴的随笔。那么，来先生是如何探索文史之交融的？是心血来潮说“变”就“变”？是否在文、史两方面都具备“交融”的条件？来先生从学者转型为随笔作家，在文学上有何特点？这正是下文所要关注和考察的一些问题。
二、“变法”之基础：植根于博、文史并重
从来先生随笔所涉及的知识领域及学术研究所涉足的方向来看，来先生读书治学所涉及领域十分广博，且文史并重，是其晚年的“文史交融”探索必要的学识基础。
1.来先生学识广博，且文史并重。从来先生随笔所涵盖的知识面来看，来先生确实做到了“植根于博”“博观”。除了因术业有专攻而被誉为“纵横三学（历史学、方志学、图书文献学）之外，来先生还在其他领域尤其是文学领域用功颇多。少承庭训，来先生好读古文诗词，开笔写文前，遵祖父来裕恂之嘱而熟读并抄录《古文观止》（《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大约十四五岁的时候，远在故乡的祖父仍然给来新夏来信要求他“读点宋人的词，还寄来几十首他亲自选集的宋词”，为此，阅读诗词尤其东坡词伴随着来先生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也无风雨也无晴——〈依然集〉代序》）。来先生还曾思考研究过作为综合艺术的中国诗书画传统（《说题画诗》），他曾计划编选一部《清画家题画诗选》，已列好《诗选》的大致提纲和篇目，后因精力有限而未能最终成书付梓，然而来先生为此所作《〈清画家题画诗选〉编议》一文，对清代画家题画诗作了专门的研究和述评，见解颇深刻。此外，从少作《〈诗经〉的“删诗”问题》《桐城派的古文义法》《谈文学与时代的关系》到晚年撰写的多篇文言文碑记，都显示了很高的文学素养。在戏曲艺术方面，来先生1959 年撰写的京剧剧本《火烧望海楼》由著名京剧演员厉慧良主演公演多场，广受欢迎，曾获得文化部优秀作品二等奖（《〈谈史说戏〉序言》），此外还于 1980 年代与马铁汉共同编写京剧剧本《血战紫竹林》。后来来先生还撰有“谈史说戏”系列随笔，先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后又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再版，颇获好评。来先生早年还在书法方面下过一些功夫（《唐书法家小录》），向启功先生学习过绘画（《七十年师生琐碎情——纪念启功老师百年冥诞》），此外还涉足一些“新学”或“晦学”，如“照片学”（《亟待建立“照片学”》）、“流人学”（《流人学的脚步——为〈中国流人史与流人文化论集〉作序）等，不一而足。这都呈现了来先生文史并重的学识功底，是其晚年的“文史交融”的学识基础。
2.来先生认为读书治学“杂”而“博”，方能让学问横向浸润、昌明发展。来先生在随笔中多次以“博观约取”“好学深思”来概括自己的读书心得（如《读书与人生》《闲话读书》《读书十谈》等），认为读书要“植根于博”（《闲话读书》《寄语高学位学侣》），要“好学”而至“博观”，“博观就是扩大知识领域的过程，也就是多读”，由此“眼界就会开阔，思考问题就会多角度、全方位”（《读书与人生》）。对待中西文化，来先生也是持“互相交融”的态度，认为“杂则往往能使人去粗取精，发展增殖。唐朝吸取外来文化出现了盛唐的灿烂文明，明清的西学东渐繁衍了康乾文化的内涵。新文化运动寻求到‘民主’与‘科学’，开辟了中国近代历史的新纪元。当前应该认真寻求和筛选西方文化中的优秀特质，使之与我们民族文化的特质互相交融，以丰富和创新我们民族文化的崭新面貌。”（《文化与文明》）当然，前提是对外来文化要做到“择善而从”，是“吸取而非照搬”，更不是“全盘西化”（《中华文化建设的跨世纪展望》）。于个人读书治学而言，来先生认为“学问之道需要横向浸润”“基础广博则高楼自能稳固”。来先生认为“求杂当胜于求纯……学术之能破纯就杂则原有学术可获昌明推进，而新兴学术将如雨后春笋，蜂起迭出”（《杂糅与杂处》）。此外，来先生倡导除了官书之外，也应多读笔记稗说之类的“杂书”，“杂书往往有异说、新说，颇可资参证者”（《杂书不可不读》）。
在“博观”“求杂”的基础上，来新夏先生提出，要展开思维活动，“从纷杂朦胧中理出头绪”，“搞学问就是要让脑子开锅，就是要回荡，要跌宕起伏”（《读书与人生》），将所读的书摄取其精华——即“约取”，把书读“薄”，这样所读的书才能化为己有，这样知识领域才愈广，学识水平也就愈高（《读书十谈》）。而学识渊博正是学者随笔的必要条件——来先生曾坦言：“没有以前读了不少书的积累，是难以侧身于学者随笔之列的。（《闲话读书》）
三、随笔作品所呈现的文史交融之特点
知识领域广、学识水平高，代表着治学的广度和深度，学问打通了，才有可能在严谨的学术著作之余，写出生动自然的随笔来。
针对别人以书画界之“衰年变法”来形容来先生晚年文风的转变，来先生“未表示异议”，并提出其写随笔的最终目的是：“观书所悟，贡其点滴，冀有益于后世；阅世所见，析其心态，求免春蚕蜡炬之厄；知人之论，不媚世随俗，但求解古人故旧之沉郁。”（《闲话读书》）那么，我们就从读书治学心得类随笔、阅世游记论世类随笔、人物纵谈与师友存真类随笔三个方面来观察来先生随笔所呈现的其“衰年变法”文史交融之探索。
1.读书治学心得类随笔。对于学者型作家来说，有关读书治学心得的随笔，以及由此而延伸的书评、序跋等，往往是其最能娴熟写作的随笔类型。《文集》中“读书治学”“文化覃思”“序跋书评”“谈史说戏”等篇，当属这类随笔，这类随笔也是《文集》所收录数量最多者。来先生写读书治学心得类随笔，目的是“把自己的读书方法、心得、途径像授予金针那样交给后人，让别人从中受益”（《我的学术自述》）。但是有些读书治学的方法、体验并非易于言传。为此，来先生往往运用比喻、对比等修辞手法，结合生动事例的叙述来阐明自己的经验与心得。
如：来先生将读书学以致用、发之于言论文章，比作“像蚕那样吃桑叶吐丝”，要“咀嚼汲取到的知识，把它酿成香甜的蜂蜜”，要像鲁迅先生那样有一种“吃草挤奶”的精神（《读书十谈》）。
再如：谈到搜集第一手资料对于治学的重要性时，来先生引用顾炎武“采铜于山”，并结合自己的体验，用更加通俗的类比，认为“采铜于山”就像“挑水者”“用完再挑，永无穷尽”，而“废铜铸铁”就像是从别人桶里倒水的“倒水者”，“虽轻而易举，但倒水时泼洒一些，势所难免，一如资料之一转而再转难免走样”“一旦桶空，则不知桶中水从何而来”。
又如：来先生引朱熹诗句“为有源头活水来”来阐明目录学对于读书治学的重要性，把目录学分门别类积累资料的“为人”之学比作少数人为多数人摆好“梯子”或甘当“铺路石”，并结合自己经过多年积累终于完成的 56 万字的《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的躬耕实践，论述这种“为人”之学的重要性（《为有源头活水来》《积累资料与“为人之学”》）。谈学问博而杂的好处，来先生比作“植物学上所谓之杂交优势”（《杂糅与杂处》）。
诸如此类，来先生通过形象的比喻，生动地论述观点，深入而浅出，易使读者理解接受。又通过切身经历现身说法，令读者易于感同身受，从而有利于达到其“金针度与人”的目的。
2.阅世论世游记类随笔。来先生立足于学问，阅世论世之文有宽广的视野和深厚的情怀，游记之文善于即景生情，能够使文史掌故、论世见解自然而然地“化”在或轻松或厚重的笔调之中。
阅世的《面的采风》一文中，来先生记叙自己在京津两地出行时乘坐“面的”（微型面包的士车的简称）经历，因“每位司机都能谈天说地，论古道今”，日久之后，来先生觉得“虽然话题有重复的，大多是有普遍性的，但不同的内容比较多，让人每次都有新鲜感”，或感慨个人身世，或针砭时弊，“可以说是全方位的，政治、社会、外事、生活等等”“无所不包，只不过有点零散而欠完整”“有时抖俩包袱，也不比姜昆差”。来先生由此联想到《诗经》国风中的诗句，提出通过“司机絮语”采风，“去粗取精，加工润色，编一本新国风，虽然不宜传播，但作为内参，也是一种民情反映”。于此，来先生将阅世所感与读书所悟相沟通，提出一种文以治世的新方法。类似还有《戒烟的故事》等劝导他人改善生活习惯的文章，兼具历史视野与人文情怀，结合切身体验而又语气平和地劝说，颇利于读者接受建言。
论世的《题字种种》一文中，来先生结合自己所见识的大学问家、书法家顾廷龙、启功先生等的题字，介绍自己所见的公共场所、书籍扉页封面、庆典会议题贺等领导、名人题字的现象，以轻松幽默的语言褒贬社会上各种题字的得失，并结合自己的习字经验，谦虚地谈论自己对于题字的文化见解，让读者容易接受、产生共鸣。类似文章还有谈论时政、文化热点问题的《中华文化的跨世纪展望》《受伤的民族感情》等，始终保持着一个学人立足于真知而实事求是的本色，有别于政府官方“讲话”。而针砭时弊的随笔如《官大就是学问长》《漫议“势利眼”》等，也并非刻薄怒目的，而是立足于学问，博雅而平和地议论，容易为读者接受并产生精神上的共鸣。
记游的《消夏梨木台》，描写“登天缝”之瀑布：“树木郁郁葱葱，迂回曲折，确有一种小林海幽秀之感。高高石壁的罅隙或缺口时见有泉水若白练下垂，或宽或窄，一泻到底，遇有片石叠层，平面略呈凹势，便成小潭，俯视潭底，清澈可见。旋自潭口下流，又成一小瀑布，若遇立石，则水分流复合，成众瀑争流之势，其声励人心志，而其景壮美满目，令人伫立久视，当一涤胸怀之郁闷。”绘形绘色、意象叠加，词句之朴茂清健体现了极深的文史涵养，经营文笔而不露痕迹，令“登天缝”瀑布之幽秀壮丽之美景跃然纸上。而《水乡乌镇》一文中，来先生游览过程中特别聚焦于青石板路“东大街”的记叙，并回忆自己少时前往外婆家旧镇时撑着桐油布伞、穿着钉鞋踏过青石板路叮叮作响，路过丝绵加工店看见抻长丝绵的工人，联想到唐人《捣练图》。与《水乡乌镇》文风相似还有《钱江潮》一文。两文均将引人幽思的文史掌故、富于人情的乡思与眼前之景致之体验相互交融，令读者浮想联翩。《历史的沉重——悼旅顺》又以厚重之文笔，在访景之中透出历史之深思，体现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明治村的启示》则从日本明治村的建筑设计妥善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得到启发，呼唤国人在建筑规划发展方面也应融化古今之睿思。
3.人物纵谈与师友存真类随笔。来先生叙述议论古代人物，善于从大量文史掌故中提炼分析其价值观念、言行习惯乃至人格性情，深具“了解之同情”；记叙师友善于以自己亲历、亲闻、亲见的翔实材料，以细致的白描手法结合丰厚的文史学养，勾勒出人物鲜明的人格与性情。
如《行己有耻的顾炎武》一文中，来先生综述顾炎武的治学理念、学术成就及学术地位后，阐释其“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治学宗旨。在此基础上，来先生特别分析顾炎武一生“时时未忘‘行己有耻’”的高尚人格。如，受嗣祖和嗣母影响，顾炎武少时便立志为学“经世致用”、为官“弗事二姓”，到老时仍坚守原则，累拒仕清，可见其晚节之坚贞。但他不避世遁居，依然积极周游山川要隘，结合文献记载，著述《天下郡国利病书》《日知录》等以“经世致用”。“人格不立，做一切学问都是废话”“做人最忌圆滑”“读书人不把耻字放在首位，则为无本之人”“胸中磊磊，绝无阉然媚世之习”“匹夫之心，天下人之心也”……来先生在文中旁征博引、仔细刻画顾炎武关于“行己有耻”的言行，并以自己对顾炎武思想的体悟与阐发，表达了对顾炎武人格的激赏，相信读者亦必为之动容、鼓舞。
写恩师陈垣先生为人治学之谨严：陈垣先生批改作业时，在来新夏作业中“本”字一竖底下不小心随手向上的一钩边上批语“‘本’无钩”；很多学人往往不屑于编工具书这样的工作，陈垣先生不为俗见所扰，把“工具”提到与“材料”“方法”共为治学三大要件的高度（《为“智者不为”的智者——为陈垣老师写真》）。写恩师启功先生之乐观豁达：来先生去看望刚从医院出院的启功先生，启先生拉着来先生同挤坐一张沙发，问来先生年岁，来先生答以七十三岁。启先生哈哈大笑说：“你七十三，我八十四。一个孔子，一个孟子。都是‘坎儿’，这么一挤一撞，就都过了‘坎儿’了。”（《七十年师生琐碎情——纪念启功老师百年冥诞》）写“文革”期间同为“棚友”的诗人穆旦之低调隐忍：“我是说话较多的一人，而穆旦则常常一言不发……他只对我说过一句话，悄悄地嘱咐我少说话。果然，不幸而言中，我在不经意的说话中流露出不满被别人打了小报告……他有诗人的气质，但绝无所谓诗人的习气。他像一位朴实无华的小职员，一位读过许多书的恂恂寒儒，也许这是十来年磨练出来的‘敛才就范’。”（《怀穆旦》）写老同学李世瑜先生的勤奋乐观与幽默调侃：上世纪 70 年代，李世瑜在近郊咸水沽中学当教师，每天骑车往返两小时却不以为苦，他告诉来先生，“这一路骑车一路歌，真带劲……京韵、梅花、西河、京东各种大鼓，时调、八角鼓，能唱的段子都翻来覆去地唱，把原来不太熟的段子复习多遍”；“原来我们彼此互称‘李学长’‘来学长’。有一次他倡议说，如今当官的称呼都把长字取消。钱科长称钱科、范处长称范处、骈局长称骈局等等，咱们也该把长字取消，过把官瘾。从此我们就改称‘李学’‘来学’。”（《悼世瑜学长》）
可见，来先生不论是纵谈历史人物还是记述师友交谊，都很少作空谈“风神”之类的印象式品藻，而是通过具体事例以小见大，通过自己的切身感悟体味，让史笔与文心互为印证，令人物之风神自然呈现，文风平淡天真，引人深思、回味。
四、“文史交融”之境：人笔俱老、平淡纯真
综上所述，来新夏先生“衰年变法”虽然以求变求新的主观意愿为契机，但也并非完全是心血来潮说“变”就能“变”的。他在“变法”之前早就已经具备文史交融的条件。以来先生早年读书治学所受影响而言，是文史并重的旧学之影响奠定了一生学问的基础：少时得其祖父——清末经学大师俞樾弟子来裕恂的启蒙，又师从陈垣、余嘉锡、张星烺、启功、范文澜等老一辈学人，这些前辈学人所给予来先生的教导是文史并重的。而来先生成年以后的
治学经历中，如果说“纵横三学”的学术研究重在史学的话，那么对于诗文书画等的阅读、研习，以及文言文的写作、京剧剧本的创作等，都彰显了他对于文学的重视。当然，学识渊博、文史并重的读书治学经历却并不是能产出好的随笔作品的充分条件。
经过主动求变、求新而在持之以恒地从事随笔创作多年的过程中，来先生以文史之交融而成为一名成功的随笔作家，治学之境也因“变法”之成功而更上层楼。从上文对来先生随笔作品几大类之综述可知，他的作品具有明显的文史交融之特点。来先生立足于文史之学问，能够使文史读书治学心得、知人阅世见解自然而然地“化”在随笔之中，时而抒发自己的人生况味，让史笔与文心互为印证、融为一体。相对于专门从事文艺创作的作家之随笔而言，来先生的随笔，往往没有无病呻吟之嫌、也没有吟风弄月之“文艺腔”，而是融合学者之涵养、识见与文人之趣味、美感，用心经营却不刻意追求文体，文笔平实博雅，文风平淡天真。笔者以为，这就是来新夏先生晚年在随笔作品中所实现的“文史交融”之境。
对于“文史交融”，来先生曾有过夫子自道。他在《交融集》后记中将友人、读者对其晚年随笔特点的评价概括为“随笔历史和现实的信息量较大，写人和事多有根据，文字亦尚能注重‘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的法则”。来先生从他人的这些评价中领悟到，原来自己的随笔中“既包含着传统的文史相通的基因，亦粗具‘以文为体，以史为干’的个人写作风格。这算不算是一种文史交融的随笔？”于是，为标明“文史交融”之本旨，来先生将该文集命名为《交融集》。
来先生曾在《也无风雨也无晴——〈依然集〉代序》中谈到自己平生尤其喜爱苏东坡的词《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所以希望自己晚年能达到那种“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澹泊宁静”“依然故我”的“纯真境界”。后来又在《闲话随笔》一文中谈道：“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我已先后出版十几种小集，这些成果都从读书而来，颇让我有一种自我超越的感觉，让我适时地回归到依然故我的纯真境界里。”
来先生所尊崇的苏东坡，对于文章之不同境界曾有过这样的论述：“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彩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关于“渐老渐熟”，唐人孙过庭在《书谱》中对书法有过相似论述：“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初谓未及，中则过之，后乃通会，通会之际，人书俱老。”假如将苏东坡、孙过庭的文艺理论结合起来，用以分析来新夏先生“衰年变法”之文史交融探索，那么，来先生晚年随笔可以用“人笔俱老，平淡纯真”来形容，笔者以为，来先生担得起此八字。
我们知道，先秦时期的散文就是文史哲交融的，注重整体性和局部之间的关联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点。来新夏先生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素有“文史相通的基因”（《交融集》后记）。那么，我们从来先生成功的治学道路中看到，来先生早年文史并重、晚年文史交融而达到“回归到依然故我”的“人笔俱老，平淡纯真”之境界，既是独树一帜而自成一家，也是对中国学术重整体之大传统的回归，是对中国文化“文史相通”之基因的传承发扬，这或将仍能给当今学人以启发，亦将对当下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建设不无有益的启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