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字流芳大先生——近代报刊中的张伯苓》（部分）
张伯苓，一个近代中国教育史上浓墨重彩的名字，一生秉承教育救国思想，倡导践行“知中国服务中国”办学理念，与时代同向同行。
在1935年南开大学秋季开学典礼上，他作为校长向师生们提出“爱国三问”。习近平总书记称之为历史之问、时代之问、未来之问，并要求“一代一代问下去、答下去”。张伯苓为南开注入的强烈爱国主义精神和自强不息的基因成为一代代南开人汲取前进力量的源泉，他的教育思想与育人理念具有超越时空的意义。
1876年，张伯苓生于天津，幼年随父诵读四书五经，打下了良好的国学基础，1889年考入位于天津的北洋水师学堂。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廷战败，日本侵占北洋水师基地威海卫，后经英国争夺，1898年日本被迫将威海卫让与英国。他当年随船护送清政府官员出席三国交接仪式，看到外国的国旗在中国土地上换来换去，遂立定教育救国之志向，同年10月，接受教育家严修聘请，执教严氏家馆，开始了长达50余年的教育生涯。
在短短30余年间，从家塾起步，他带领南开同人，先后创办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子中学和南开小学，形成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完整教育体系。1936年，在重庆沙坪坝创办南渝中学（现重庆南开中学），在四川自贡接办蜀光中学。抗战期间，南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被迫南迁昆明，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三校校长共同组成该校的最高管理机构——常务委员会，带领师生在抗战烽火中结茅立舍，弦歌不辍，创造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作为“三常委”之一，张伯苓是联大三校“同不妨异，异不害同”成功合作的重要因素。
在张伯苓创办与管理的学校中，走出了周恩来、温家宝两位共和国总理；走出了陈省身、杨振宁、李政道等世界级科学大师；走出了郭永怀、刘东生等多位“两弹一星”和国家最高科学奖获得者；走出了梅贻琦、曹禺、穆旦、黄仁宇等蜚声中外的教育家、戏剧家、诗人、历史学家；走出了世界人权重要设计师张彭春，将中国智慧融入《世界人权宣言》，在世界舞台发出了中国声音。从南开中学成立至今整整120周年，南开系列学校以其独具特色的办学模式，培养出了不计其数的各类人才，至今仍有数以万计的学子在校接受着“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熏陶。
在教育之外，他还是中国现代体育和中国奥林匹克运动的先驱。为改变当时中国积贫积弱的现状，强健国人体质，增强国人意志力和团结意识，他在从教之初，想方设法将现代体育引进中国校园，并积极将学校体育推展到社会。1908年，他提出“奥运三问”，成功将中国体育推向世界，融入奥林匹克大家庭。在执掌南开系列学校之时，其就因在教育、体育等多方面的成就为世人瞩目，名扬海内外。1946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因其在教育上的突出贡献，授予其名誉博士学位。10余位中美著名教育家、学者分别撰文，对他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并借此庆祝其70岁寿辰。
张伯苓和他的南开，成为中国近代国内外新闻的焦点。南开大学档案馆以近代报刊报道为切入点，与知名校史专家合作，从《大公报》《益世报》《申报》等数十种中外近代报刊中搜集了6000余篇相关报道，从中拣选具有作者观点、带有评论与叙述性的文章296篇，辑成《铅字流芳大先生——近代报刊中的张伯苓》一书。书中内容涉及的250余位作者，与其处在同一时代，同一种社会环境中，既有南开同人和学生，也有文化教育界名人和军政要人、报刊记者，其中绝大多数是通过与他直接接触，对南开亲身观察后有感而发的。书内文章体裁多样，文风不拘一格，既有严谨的长篇论述，也有简短轻松的调侃；既有评论、感怀、赞誉之词，也有遗憾与批评之语。所有文章的共同点，就是文字生动，细节丰富，画面感强，给人以亲切的现场感。该书像一个多棱镜，折射出一位教育大家的七彩光辉，令读者身临其境。从1908年到1949年长达42年的叙述，涵盖了他青年、壮年直至晚年，反映了其主要的教育事业历程。
通过该书，读者可了解一位近代著名教育家的生动形象和奋斗精神，感受一个时代的鲜活记忆，会发现“一个有价值的思想是如何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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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闫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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