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11月，周恩来赴法国勤工俭学，终成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在此之前，青年周恩来在天津学习、生活了五年多。这五年奠定了他作为伟大革命者和世界伟人的基础。周恩来曾在1937年2月接受天津英文报刊《华北明星报》外国记者采访时说：“我在天津南开读中学、大学。这个学校教学严格，课外活泼，我以后参加革命活动是有南开教育影响的。”
在南开思想启蒙
周恩来在南开学校读书，不仅开阔视野、增强了爱国意识，更重要的是“锻炼了办事能力”。南开建校宗旨是培养救国人才，周恩来和同学们响应号召组成三大社团，即“敬业乐群会”“三育竞进会”和“自治励学会”。周恩来组建的“敬业乐群会”最为活跃，以致班次更高的黄钰生自愿将自己的“三育并进会”合并进去，可见周恩来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
当时，恰值“二次革命”之后，袁世凯开始走向复古专制，日本乘虚而入提出意在灭绝中国的“二十一条”。天津很快成为倒袁策源地，梁启超、蔡锷师生二人在天津密谋策划“倒袁”。面对日本侵略意图，天津人民奋起反抗，掀起抵制日货运动。浓重的政治氛围中，周恩来也参与进来。
周恩来在南开学校时期受到了梁启超、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思想影响。
他赴日前夕所作诗篇：“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不能说没有梁启超的影子，因为就在20年前，梁启超东渡赴日，写了《去国行》：“男儿三十无奇功，誓把区区七尺还天公。前路蓬山一万重，掉头不顾吾其东。”旅日期间，周恩来把梁启超著作当做案头书，把梁启超的文字题为座右铭，如：“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如狂欲语谁。”等。
南开学校经常邀请社会名流到校演讲，扩大学生视野，使学生思想能够始终站在时代前沿。比如周恩来毕业之际，南开学校先后请蔡元培、陈独秀等到校讲演。受到影响，周恩来在东渡日本留学期间，对《新青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周恩来回忆：“等到我从天津临动身的时候，云弟给我一本《新青年》三卷四号，我在路上看得很得意。及至到了东京，又从季冲处看见《新青年》的三卷全份，心里头越发高兴。顿时拿着去看，看了几卷，于是把我那从前的一切谬见打退了好多。”
赴日求学
接触马克思主义
周恩来南开学校毕业后打算去日本求学。当时，日本学习西方有所成，到日本去，是有识之士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重要途径。由于家境困难，周恩来的愿望难以实现。这时，刚从北洋法政学堂毕业的于树德把自己公费留学的名额和自筹的300块大洋给了周恩来。帮助周恩来旅日计划得以实现。
周恩来赴日后不久，了解到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后，日本逐渐成为亚洲社会主义思潮的中心，使周恩来的思想受到很大冲击，他开始关注和探索社会主义。据统计，从1917年9月至1919年4月，周恩来在日本阅读到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河上肇的《贫乏物语》、约翰·里德的《震动环球的十日》等著作，以及《新社会》《解放》等杂志，接触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著作。
1918年4月23日，他在日记中写下对这一新思想的学习心得800字，其中有这样的话：“过激派的宗旨，最合劳农两派人的心理，所以势力一天比一天大。资产阶级制度、宗教的约束，全部打破了。世界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恐怕要拿俄罗斯做头一个试验场了。”
领导天津爱国运动
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一场大规模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势在必发。
“五四运动”中，周恩来成为天津爱国运动的先锋。1919年6月下旬，为了把爱国斗争坚持下去并引向深入，天津学生联合会决定筹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周恩来接受了这个艰巨的任务。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便于7月21日创刊。《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以敢言而闻名。最初是日刊，共8个栏目，其中《主张》《时评》栏目是重点，被誉为“全国的学生会报冠”。日发行量最多时达到两万份，超过了当时的《大公报》，有力配合了当时的爱国斗争。
1919年8月，各地学生代表在北京进行联合请愿活动，要求严惩捕杀爱国人士的济南镇守使马良，却遭到当局镇压和逮捕；为了营救被捕学生，天津学生到北京请愿，又遭到军、警毒打。包括周恩来在内的第二批天津学生再次赶到北京，经过两次斗争后，才将被捕的学生营救出来。这件事给周恩来很大触动，使他的思想开始进一步发展，逐渐向共产主义靠拢。
被“五四运动”潮流激荡着的青年，决定进一步学习和研究新思潮。于是周恩来等20名青年男女一起冲破封建观念束缚，成立觉悟社，时间是1919年9月16日。
觉悟社成立后第五天，李大钊应邀为天津青年演讲《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胜利的意义》。李大钊对觉悟社打破几千年封建隔阂，男女同学合作组织起来非常赞许，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创举。他建议觉悟社社员们好好阅读《新青年》《少年中国》等进步刊物，勉励大家研究世界革命的新思潮。
李大钊这次天津之行，给周恩来等觉悟社社员很大的鼓舞和启发。
狱中传播马克思主义
觉悟社成立后很快成为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领导核心。
1920年1月20日，由周恩来主编的《觉悟》创刊号出版。遗憾的是，杂志出版9天即遭停刊。在觉悟社领导的“九一廿九”爱国学生游行请愿活动中，周恩来和几位社员被捕了。
从1920年1月29日至1920年7月17日共计170天，周恩来是在狱中度过的。狱中的周恩来没有被反动气焰所吓倒，相反，利用被羁押的这段时间，他带领大家一边战斗，一边继续学习、研究新思潮。
当时对青年影响最大的，一个是无政府主义，一个是马列主义。马骏为大家介绍了无政府主义，周恩来则用5个晚上向狱友系统讲述了马克思主义。内容依次是：历史上经济组织的变迁与马克思传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总论与阶级斗争史；剩余价值和剩余价值学说；资本论与资产集中论。
后来，在回顾这段时间的思想历程时，周恩来说：“思想是颤动于狱中。京中的‘全武行’与我以不少的启发。”（指1919年8月，北洋军阀逮捕毒打京津请愿学生。）
赴法勤工俭学
“五四运动”后，全国掀起了宣传马克思主义运动，社会主义思潮在新文化运动中成为清流。周恩来在日本留学时就已接触马克思主义，但当时只把它当作新思潮来研究。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他深刻认识到近代中国的社会问题所在，但由于周恩来天性富于调和，还不能最后明确主义。
为了探求真理、寻求新知，1920年11月7日，周恩来作为第十五批勤工俭学生之一，乘船远赴欧洲求学考察。周恩来此次赴欧勤工俭学，得到了严修的推荐。严修还给中国驻英公使顾维钧写了介绍信。并与刘崇佑各资助周恩来500元作为赴欧费用。行前，周恩来又与天津《益世报》商定，作为该报驻欧通讯员，以撰写通讯稿费补贴旅欧期间生活。
到了欧洲后不久，通过实地考察和学习，周恩来逐渐走上共产主义道路。他在给天津“觉悟社”成员的一封信中，回顾了到达欧洲一年后的感受：“我从前所谓‘谈主义便心跳’，那是我方到欧洲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时的心理。”又说：“觉悟社的信条自然是不够用、欠明了。但老实来说，用一个即共产主义也就足够了。”在另一封信中，他进一步表示：“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
在天津，不仅走出了周恩来，还走出了李大钊、马骏、邓颖超、张太雷、于方舟等一大批革命先驱，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代天津不仅是新经济、新教育、新文化、新思想的摇篮，更是革命者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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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闫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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