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传明
今年是孙犁先生诞辰110周年。孙犁先生2002年离世，至今也有二十一年了，但有个很有意思的文化现象：他非但没有因离开人间而被人们忽略、遗忘，反而在他离去之后形成了一个关于他的隐性的出版热点。据统计，近年来各类出版发行的他的著述高达二百多种。就当下的文学出版来说，这是一个很高的数目，这说明他是一位真正靠着自己的作品赢得市场和读者的作家。这位一辈子自甘寂寞、乐居边缘的作家，为何在他去世多年后迎来“高光时刻”？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我抛砖引玉，试着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答案可主要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是站位高，也就是站得高、看得远，孙犁对于文学的本质、特性，有准确而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孙犁在《方纪散文集·序》中这样谈到他和方纪的共同之处：“我们都是爱好文学艺术，从而走进革命的队伍。这可以说是为革命而文学，也可以说是为文学而革命。”这种革命与文学的统一也就是美与善的统一，而美与善恰恰是构成文学艺术的最为核心的质素。可以说，它所代表的就是文学艺术的含金量，决定了其内在品质的高低。美是什么？按照阿奎那的说法：“美是让人看得到的赏心悦目”，而善则意味着视人如己之道。而这种让人看得见的赏心悦目、视人如己的境界，在一般文学作品并不那么容易达到，但在孙犁的作品中却给我们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像《荷花淀》里柔情似水而又乐观坚韧的水生嫂、《琴和箫》中美好俊气的两姐妹、《吴召儿》里像只小山羊一样在山间奔跑的吴召儿、《风云初纪》中那位为国捐躯的清秀聪慧的女县长、《铁木前传》里那位美貌热情而又泼辣任性的小满……这些人物形象都是极为鲜明的。人物形象是文学的终端产品，也是创作成败的关键，孙犁塑造出这么多鲜活生动而又清新隽永、优美动人的人物形象，正标志着他对现代文学的独特而卓越的贡献。
对于孙犁来说，对他一生吸引最大的，就是抗日战争中在中国老百姓身上所表现出的那种美与善的极致。这种美与善的极致，既是革命也是文学所追求的理想和目标。正是由于这种对美与善的钟情，才使得孙犁不会偏离投身革命的本心，不会遗忘热爱文学的初衷。战争时代对于文学最大的诱惑，就是绝对的功利化诉求和泛政治化的庸俗社会学——对于美与善的信仰和守护，使孙犁避免了这两个文学的“陷阱”。这正是其在文学本体论上站得高、看得远的具体体现。
其次是心性纯，孙犁成为文学大师的一大原因在于他心灵的纯净无瑕、光可鉴人。他在《在阜平》一文中这样写道：“真正的历史，是血写的书，抗日战争也是如此。真诚的回忆，将是明月的照临，清风的吹拂，它不容有迷雾和沙尘的干扰。面对祖国的伟大河山，循迹我们漫长的征途：我们无愧于党的原则和党的领导吗？无愧于这一带的土地和人民对我们的支援吗？无愧于同志、朋友和伙伴们在战斗中形成的情谊吗？”应该说，孙犁所追求的这种对于理想的真诚在现实中是罕见的，他达到了一种宗教性的神圣境界。正如《中庸》中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这是庄子说的“以天合天”的追求，也是儒道释所谓复性、回心、返璞归真的奥义所在。国学大师钱穆认为，“诚”有四个层面，也就是说，要做到“诚”须有四步功夫，即：言行合一、人我合一、物我合一、天人合一，我认为孙犁的一生接近或已达到了这样的目标。他是类似于庄子所谓的“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的人物，与世俗违和、碰撞但却与天道相通、相与。所以，读孙犁的书给人以一种清澈透明，心意畅达之感，正如唐代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诗中所说“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具有一种让人明心见性的功用。孙犁的著述达到了一种“秋水文章不染尘”的境界，这是现代文学史上很少能有人达到的境界。
孙犁的书也是我的个人偏爱，是我的案头之书、枕边之书。读他的书，令我想起宋人的一首参禅诗：“我有明珠一颗，久被尘劳关锁。而今尘尽光生，照破青山万朵。”孙犁正是这样一颗明珠，能让人的心灵涤掉尘劳的染污，回归本有的清净与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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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韦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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