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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韦承金

　　年逾九旬的宁宗一先生是古典小说戏曲研究专家，也是一位颇有传奇色彩的“老南开人”。他1950年考入南开大学受教于中文系、毕业后又执教于南开至今，参与并见证了这所百年学府的风雨沧桑。

　　笔者因谋职于南开的缘故，与宁先生有十多年的往来。最近，宁先生的口述历史终于整理成为《一个教书人的心史——宁宗一九十口述》一书。几次读罢掩卷，最引发自己触动的内容，还是宁先生所讲述的关于老南开中文系前辈学人的故事。宁先生讲故事的特点是细节生动而又思维跳跃，有时候还回忆起同一个事件的不同侧面、细节。笔者曾想，如果能把这些故事片段“串联”起来，或可管窥老南开中文系学人风貌之一斑。于是，现通过《一个教书人的心史》及《心灵文本》《点燃心灵之灯》等提供的线索和材料，又查阅其他相关史料，并再次拜访宁宗一先生，对一些关键历史细节作了进一步校订、补充，试图“勾勒”出南开中文系早期之概况及前辈学人之风貌，聊供学界及对高等教育史、南开校史有兴趣的读者参考。

　　名师云集

　　从西南联大的孕育到“院系调整”时期的人才济济

　　南开大学以自筹办学资金的私立学校创始，建校之初办学以重实用为主，故而彼时文科并未设立中文系。直至1942年，西南联大讨论北上复校后的南开学科组织时，始提出在南开办中文系。此事既已明确，到1946年南开大学返津复员时，便正式有了独立的中文系建制。

　　1950年考入南开大学的宁宗一先生，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南开大学首批入学的学生之一，1954年毕业，可谓新中国培养的最早的大学毕业生。

　　宁先生对那时期南开中文系的师资情况记得十分清楚。他刚入学时，南开中文系只有彭仲铎、张清常、邢公畹、华粹深、孟志孙、杨佩铭、朱一玄、张怀瑾等8位教师，但均是学问渊深的学者。

　　彭仲铎先生是桐城派古文大家，西南联大时曾任古典文学教授，曾与朱自清、罗庸、浦江清、罗常培、王力、张清常同为《国文月刊》编委，也是南开中文系首任系主任。张清常先生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中文系，1940年他在西南联大任教时，是当时联大最年轻的文科教授，他还是西南联大校歌的谱曲者。张先生早期致力于音韵、音乐、文学三者之间关系的研究，后来致力于语音史、词汇史及社会语言学的研究。邢公畹先生在语言学方面造诣很深，他早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师从李方桂先生，后来在西南联大中文系时，又师从罗常培先生学习汉语音韵学、汉藏系语言调查等课程。杨佩铭先生是罗常培先生在北大时的学生，西南联合大学时任中文系助教的吴晓铃曾回忆说，罗常培视吴晓铃、杨佩铭为“哼哈二将”（据吴晓铃《话说那年》）。张怀瑾是1946年西南联合大学中国语言系毕业，是闻一多先生的嫡传弟子，致力于文艺理论之研究与教学。

　　而当时在南开中文系任教的著名戏曲研究家、教育家、剧作家华粹深，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中文系，在清华时华粹深颇受俞平伯、朱自清两位先生器重，后来华先生在南开创立小说戏曲研究室，奠定了南开戏曲研究与教育的基础。此外还有专攻古典韵文学研究的孟志孙先生和专攻古典小说研究的朱一玄先生等。

　　总而言之，1950年的南开中文系教师中，有西南联大经历的教师有五位——彭仲铎、张清常、邢公畹、杨佩铭、张怀瑾，而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华粹深，也可以说有一定的西南联大因缘（清华是西南联大三校之一）。如果加上此前曾在南开中文系任教的李广田、卞之琳、高华年（三人都有西南联大任教经历），那么，老南开中文系的西南联大“基因”就更明显了。

　　建系之初，南开中文系还注重兼职教师的引进。如那时候来南开兼职授课的有著名剧作家、文艺批评家、编译家阿英，著名诗人芦甸，中国作协天津分会主席方纪，天津市戏曲学校校长、市戏曲曲艺工作者协会主席何迟，天津艺术研究所副所长吴同宾，著名文学史家王瑶，鲁迅研究专家李何林等，此外戏曲表演艺术家俞振飞、言慧珠曾来南开作报告。值得一提的是，早期南开中文系由于师资力量不足而注重引进兼职教授，无意间开辟了南开中文系注重引进兼职教授参与发展建设的传统，这是后话。

　　1952年的全国院系调整，让南开中文系迎来了进一步发展壮大的重要机遇。经过“院系调整”而来到南开中文系的，有许多名师：

　　外国文学研究领域泰斗级学者、希伯莱文学研究专家朱维之先生，同时也是一位中国文艺思想史研究的开拓者。宁宗一先生对朱先生的博学多才十分敬佩：“朱维之先生真是大家！古今中外的学问都有涉猎。魏晋时期佛教文学、梵文佛经，他都能够讲。”

　　吴梅先生的大弟子、著名曲学研究专家王玉章，被学生们尊称为“玉老”。“玉老给讲宋词和明清戏曲，他对曲律研究是最为擅长的”。

　　中国文学史研究专家王达津先生，被尊称为“达老”。达老与南开历史系的王玉哲先生都是西南联大时唐兰先生的研究生。达老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率先在大学里开设“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国内学者之一。

　　此外还有著名古典文献学家、语言文字学家李笠先生，他开的课是专题课“杜甫研究”（那时候叫“专门化课”）；修辞学家陈介白，他曾经翻译过叔本华《文学的艺术》，在南开中文系参与近代文学史的教学；文艺理论家顾牧丁，他“个子不高，有点口音”，然而“讲课很棒，知识很渊博”……

　　院系调整前，李何林先生受教育部特派来南开担任中文系主任。

　　这时候，在李何林先生的努力争取下，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许政扬、著名鲁迅研究专家陈安湖、著名古汉语研究专家马汉麟相继加盟南开中文系。李先生对许政扬和马汉麟很看重，夸他们俩为南开中文系的“两匹好马”。宁先生认为：“许先生的了不起是外语、考据、理论、思想，他是一位非常注意理论和思想的人，他的考据是为分析作品来服务的。”而中文系的“古代汉语”课是马汉麟先生奠定的，后来著名古汉语学家王力先生还邀请马先生参编《古代汉语》。

　　南开中文系建系之初，有许多教师有西南联大求学或任教背景，不可避免地受到西南联大学风传统之影响。经1950年代初期的院系调整，师资实力愈发雄厚，一时人才济济。那时虽然物质贫乏、办学条件简陋，但是在南开中文系的老教师们身上，呈现一派埋首教育、潜心治学、踔厉昂扬的精神风貌。

　　授业解惑

　　课堂教学重视语言文学基本素养之“筑基”

　　老南开中文系重视学生素养之“筑基”，强调学生的语言文学基本功教育，致力于提高文学院学生的综合素质，课程设置方面尤其重视文学史和语言学基本功的教学。

　　在院系调整前，南开中文系就开设了“历代散文选”“历代韵文选”“中国新文学史”等多门文学史类课程，并以史带动作品分析开了不少“专门化课”。

　　如“历代散文选”课由彭仲铎先生主讲。宁宗一先生记得，彭仲铎曾在“历代散文选”开课自我介绍时，自嘲为“桐城谬种”（新文化运动时期，主张白话文的先锋曾以此嘲讽桐城派古文家）。彭先生每次上课都是身着长袍，肘下夹着一个布包，里面装着讲课时用到的书籍和资料——这种旧式文人学者的衣着举止颇似季羡林记忆中的陈寅恪（参见季羡林《回忆老师陈寅恪 》）。彭先生很注重古典文献，他还讲授“工具书使用法”课，教学生查阅《二十五史索引》《佩文韵府》。彭先生旧学修养好，写得一笔好字，板书极为漂亮。

　　“历代韵文选”是孟志孙先生主讲。孟先生可以从《诗经》《楚辞》讲起，一直到隋唐五代。再往后的文学史他不太熟悉，而当时师资又有些缺乏，因而孟先生觉得“有点孤掌难鸣”。

　　院系调整后，南开中文系名师云集，系主任李何林先生更是狠抓教学质量。宁先生记得，当时很多人进中文系是因为梦想当作家，但是李何林先生在开学典礼上的一段话，给这些“梦想家”泼了点冷水。李先生说：“你们以后就是从事教学、从事研究工作，还可以做其他别的社会工作，但是中文系不培养作家。”笔者以为，李先生此言，一方面出于社会职业需求、学校院系确定人才培养方向的考虑，另一方面大概是李先生反对那种人人想当作家的好高骛远的学风，因为追求作家梦想，也不妨从夯实语言文学基本功做起。

　　在李何林先生的主持下，开设了“中国文学史”课，这门课分“先秦文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隋唐五代文学”“宋元文学”“明清文学”“近代文学”六个部分，每个部分讲授一学期，学生需要三年时间才能把这门课修读完毕。这门课程几乎都是倾全系教师之力、发挥诸位名家之所长、分工协作共同完成讲授的。当时的宁宗一是多门课程的课代表，并且坚持记课堂笔记，所以对于当时的课堂教学情况记忆尤深。

　　先秦部分由陈介白先生主讲，两汉魏晋南北朝部分则由王达津先生主讲。朱维之先生精通梵文，所以他在两汉魏晋南北朝部分中间穿插讲魏晋时期的佛教文学。而王达津先生擅长历代散文，所以除了主讲两汉魏晋南北朝部分，他还在各部分中间穿插讲历代散文，“他从先秦、两汉一直讲到唐宋元明。虽然他的课要在各段文学史中穿插进行，可是从总的学时来说，他讲得最多，讲的时间也最长。一年多下来，他把中国散文发展史梳理得清清楚楚”。让宁先生记忆深刻的是，王达津先生开展生动热烈的课堂讨论：“因为王先生有种跳跃思维，有很多闪光的东西，随时激发学生兴趣和神经。”“达津先生平易近人，开朗幽默，更增添了我们对他的几分亲近感。有一次先生给我们讲《左传·宋楚泓之战》，在解释‘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时，达津先生为了讲解得形象、生动，俏皮地指着自己的花白头发说‘我这个头发就是二毛’”。

　　孟志孙先生主讲他擅长的隋唐五代部分。宁先生记得，孟先生讲课特点是“很有激情，爱拍桌子”，因而被有些学生起外号叫“三言二拍”。许政扬先生主讲宋元文学部分。许先生讲课的特点是：用练习本写就密密匝匝的讲稿；讲课时舒缓的语气中具有颇强的节奏感；用词用字和论析充满了书卷气；逻辑性极强，没有任何拖泥带水的枝蔓和影响主要论点的阐释；板书更极有特色，一色的瘦金体，结体修长，笔姿瘦硬挺拔，竖着写，从右到左，近看远看都是一黑板的漂亮的书法……“许先生的课，只要你能‘跟得上’，记录下来一看，就是一篇完整的绝妙的论文。”

　　宋元文学史除了许政扬讲一部分，王玉章先生也讲了一部分，此外，王玉章先生还讲明清部分的戏曲。然而，大概一方面由于王先生讲课有口音，另一方面由于“新的理论他还没有完全掌握”，主要以旧学知识体系教课，所以很遗憾很多学生觉得王先生的课不易听懂，宁宗一记王先生课的笔记，只能记 50%左右，“别人有时候都记不下来”。不过宁先生记得，大家都知道王先生学问深湛，作为曲学大师吴梅先生大弟子，“是曲学研究方面的一位大家”，“而且能够吹箫、吹笛子，能够唱昆曲”，曲学理论能与实践相结合，颇受学生敬仰。朱一玄先生讲授明清部分的小说，“明代的四大奇书朱师讲得最为详尽，学生关注的《金瓶梅》评价，朱师以惯有的严谨态度对这部小说作了肯定的评价，给我们的印象也最深”。

　　近代文学部分是由李何林、朱维之、王达津、王泽浦、孟志孙、王玉章、陈介白、朱一玄等八位教师一同讲授，每人各讲其中一部分，因为“诸师各自术业有专攻，但是谁都驾驭不了整个近代文学史”。此外，还有“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由现代文学教研室主讲。

　　文学史类课程中还有一些“专门化课”（类似于现在的专题课），如李笠先生讲授“杜甫研究”，朱维之先生讲授“现代剧作选”，华粹深讲《红楼梦》等。华先生讲《红楼梦》也是受到俞平伯的影响，“一回一回地讲，但是讲了三十几回就没再讲下去”，或许这样的讲法太过于繁细？华粹深先生还讲授“人民口头创作”课，从古代歌谣一直讲到了现当代歌谣。同时，华先生邀请何迟先生在这门课中讲授民间讽刺文学，邀请吴同宾先生讲民间小戏。朱维之先生博学多才，除了在“中国文学史”中讲授魏晋佛教与文学之外，还专门讲授“外国文学”课。此外，孟志孙先生讲授“现代文选及习作”，方纪先生讲授“俄苏文学”。

　　除了重视文学史和文学基础知识的讲授，语言学也是南开中文系课程设置颇为重视的内容。张清常先生当初讲授“语言学概论”，宁宗一是他课上的“模特”——每当讲到北京音的时候，张先生就让宁宗一站起来读，示范北京话怎么说。邢公畹讲授“汉语语法”，令宁宗一印象深刻的是，邢先生讲语法常用的是层次分析图，常以“台上坐着主席团”为例，层层分析主谓语及定宾补等句子成分。但是学生们觉得该课程内容比较难。到了期末考试，几个对语法不熟悉的同学鼓动作为课代表的宁宗一找邢先生请求出复习题。马汉麟先生讲授古代汉语课，“他是南开第一位把‘古代汉语’作为一门主课来教的”。

　　文艺理论和写作实践也是颇受重视的课程。先后有张怀瑾先生、顾牧丁先生、阿英先生、芦甸先生等讲授这门课。早在院系调整前，南开中文系就开设了“现代文选及习作”课，由孟志孙先生总负责主讲，其中习作部分的散文文体由孟志孙先生负责讲授，小说文体由冯大海先生负责讲授，诗歌文体由邢公畹负责讲授。宁宗一先生记得，诗歌写作课“一般都是一个礼拜写，一个礼拜评议”。当时宁先生曾以强烈的革命激情写了一首诗，正当沾沾自喜时，课上却被朱维之先生评为“完全是堆砌的标语口号”。当时邢先生还说：“不是我写诗，应该是诗写我。”直到几十年后，宁先生才领悟到，邢先生文体意识很强，“诗写我”是说必须用诗的这种文体，写出自己心灵的东西，要用诗的文体来写，而不是堆积口号。宁先生说，邢先生和师母生活中对他十分关照，但是学习上要求却是十分严格的。老中文系教师对学生的语言文学基本功要求之严格于此可见一斑。

　　润物无声

　　爱生如子的关怀与傲岸风骨的垂范

　　唐代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笔者以为，仅就“传道”而言，大概并非只在言传，而更在于身教。如果说老南开中文系的课堂教学更重在言传的话，那么教师在课后对学生的关爱以及生活中之言行风范，则起到“润物无声”的“身教”之作用。

　　宁宗一先生记得，三年困难时期，华粹深先生看他瘦了、饿了，就带他去起士林“打牙祭”。有一年过年，宁宗一没回家，李笠先生知道了，让同学带话，叫宁宗一到李先生家过年、吃年夜饭。1976年，宁宗一要买大衣，华先生给了他30块钱，他自己又添了20来块钱，终于买了一件活面儿的灰色长毛绒领大衣。这件大衣到现在还搁在宁先生的箱子里压箱底作为纪念。“我们过去的师生关系，就如同家人一样”。

　　那时候虽然物质贫乏，然而中文系教师总能给学生创造丰富的“精神大餐”。那时华粹深先生家里藏有近千张戏曲唱片，每次下课时他总会问：“谁上我家里去听唱片？”有时候宁宗一等几个学生会一同去听一听。此外，华先生与戏曲界常有往来，宁宗一先生记得，俞振飞、梅兰芳等曾应华先生之邀来南开给学生表演昆曲折子戏，华先生还曾带宁宗一等学生到剧场观看京剧演出。宁宗一先生说：“从事戏曲研究与教学一定要重视‘场上之曲’，这是华先生奠定的优良传统，我不忘记华师的言传身教，所以有一次我带1979级学生集体去北京看戏，那次经历让学生们至今念念不忘……华先生的人格精神对我有很深的影响。这种人格精神不是空洞的，他以自己的身体力行给了我们最深刻的教育。”

　　而许政扬先生则经常带宁宗一到天祥市场，指点他如何买书。宁宗一先生在《淘书况味》中回忆道：“跟着许政扬先生，就像跟着一位高明的书海的导游者一样，他不时指点、提醒我应该买什么书……不到两年时间，学校发给每位助教的一个六层书架，就能插得严严实实。”后来宁宗一留校任教，许政扬先生又给他开了一纸书单和三点意见，使他“在一生教学治学的道路上受用无穷”。

　　而令宁宗一先生印象尤其深刻的是，在那风雨如晦的年代里，南开中文系老教师们身上自始至终保持着知识分子的傲岸风骨。

　　1954年的一场关于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大批判运动中，宁宗一等人在南开大学图书馆发言之后，又去参加另一个会议，路上他和李何林、华粹深边走边聊。华先生说他很紧张，不知道该在会上说什么。宁宗一先生坦言自己当时“什么都走在前头，很‘左’的”。所以当时宁宗一跟华先生建议说：“这是让您跟俞先生划清界限。”但是，李何林先生听到这话后，立刻纠正说：“划清什么界限？就是对俞平伯先生的研究有什么意见就提什么意见！”宁先生当时并不太能理解李先生的话。宁先生在口述历史过程中忆及当年恩师时的那种感恩、忏悔之心，那种个人在时代沉浮中的悲凉与无奈，常令笔者唏嘘不已。

　　而令宁先生印象更深刻的是，在批判李何林先生一个“小问题”的大辩论中，“李先生曾经孤身一人提拉了一个竹筚暖瓶，到学校大礼堂举行答辩”。“李先生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从容不迫地走上讲台，气定神闲地对大家讲，你们批判的哪点对，哪点不对。他看我写的批评他的稿子，说我批判的不是他的观点。他跟别人不一样，是他的观点他就承认，不是他的观点，他绝对不承认，一定要辩论到底。这种气魄在知识分子中，我只见过这么一次。他拒绝错误的批判，而且光明磊落地进行答辩，讲他同意的是什么，不同意的是什么。今天回忆起当初的场面，先生的铮铮铁骨、耿介伟岸，使得整个会场都辉煌起来！”

　　宁先生还记得，“文革”中，南开中文系老先生中，受侮辱最突出的是李何林先生和朱维之先生。李何林先生被戴了高帽子，用厕所里铁丝的纸篓糊上纸，做成帽子套在他头上。“有一个细节让我们大家都吃惊，就是游街时，那个帽子一歪，李先生就拿双手摆正了又戴好。这个细节我永远忘不了，李先生对待任何事情都是郑重其事，真的很镇静，镇静得令所有人肃然起敬！”

　　还有就是朱维之先生的淡定让宁先生印象颇深。白天朱先生在主楼楼道里饱受侮辱，但是令人佩服的是，他回去以后洗了脸、吃完饭，晚上还到电影广场看电影。“我们看电影的时候，蓦然回首，一看朱先生也坐那儿看电影。朱先生并不是没有尊严，而是胸怀太坦荡了！他看透了这一切人性扭曲的悲剧，他看透了这一切令人悲悯的闹剧！”南开中文系前辈学人的傲岸风骨，于此可见一斑。

　　宁先生坦言，中文系前辈学人的人格精神，多元地提升了自己的思想境界，“就是让自己反思怎么做人、怎么做一个教师，怎样对待自己的老师、自己的学生，以及怎样对待你批评的对象。这些问题真是让我觉得刻骨铭心。”“做事要无愧于心、无愧于人，我觉得我这大半生，就是努力按照老师的教诲去做人的。”“恩师、先贤的灵魂，一直激励我寻找、再寻找文化人格的理想境界。”

　　笔者深信，在老南开中文系教师们的身上，那种物质贫乏年代里甘于寂寞的坚守、潜心育人的大爱，那种动荡环境中笑看浮沉的淡然、坦荡做人的傲岸，还将滋养着许许多多的晚生后学，还将在一代又一代南开人的精神血脉中流淌。

　　图①南开中文系1957级毕业留影

　　图②朱维之先生在给南开中文系研究生授课

　　图③宁宗一先生的毕业证书

　　图④许政扬先生为南开中文系学生写的考试签

　　图⑤陈鑫采访整理的《一个教书人的心史——宁宗一九十口述》

　　报纸电子版链接：http://jinwanbaoepaper.enorth.com.cn/jwb/html/2023-06/02/content_15372_7770690.htm

编辑：南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