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德弟
花山文艺出版社2017年4月推出的《孙犁论读书》，其“编后记”载：“孙犁一生饱览群书，知识渊博，博古通今，是学者型作家。他不但喜欢读书，而且找书、买书、藏书、理书，嗜书如命。因此，他也成了一位卓有成就的图书收藏家。”
阅过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年6月出版《耕堂文录十种》和《书衣文录全编》（“书衣文录”是孙犁“独创”的一种写作形式，顾名思义，是写在其藏书书皮纸上的文字辑录，内容林林总总，饱含文化意味，有对所藏书的来源、内容、版本的评价，有日常所思所见，也有生活琐事，既有书话，又有随感，可谓书皮上的日记。），始知他读过那么多古书，且撰有许多读书随笔，学术味道甚浓，内中含有丰富的传统文化和他的真知灼见。那些充满穿透力的思想、深邃哲理性的妙文，显示出他的高超智慧。这让我感觉他的思想、才情非凡，不仅是伟大的作家，还是学养深厚的学者。他藏书丰，读书多，学问博，成果硕。他的文学成就和贡献，前人之述备矣，此不赘述。现就其各类文体的著述中，从 “书文化”视角，谈谈他的学术成就。
一、做个学者型藏书家
所谓的“书文化”，简言之，就是含有人文情怀的与书籍有关的诸种文化，它是传承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书籍形态的演化、学人有倾向地购书、藏书、读书、护书、品书、著书、校书、刻书等一系列活动。孙犁在其中几个方面，做得都很杰出，堪称作家中学者化之典范。
硝烟过去，国家易鼎，进城之后，孙犁想当藏书家，他大规模购藏图书，始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势趋于平定，购书有了较佳氛围，当时书摊遍布津门，书价极廉，逛书摊是他唯一爱好，他四处访购，在《我的二十四史》一文中他说：“一九四九年初进城时，旧货充斥，海河两岸及墙子河两岸……旧书摊也很多，随处可以见到。但集中的地方是天祥市场二楼，那些书贩用木板搭一书架，或放一床板，上面插列书籍，安装一盏照明灯，就算是一家。各家排列起来，就构成了一个很大的书肆。也有几家有铺面的，藏书较富。”他常到这里购买古旧图书。
有了稿酬之后，他购求愈加频繁，“购旧书，先是买新印的，后又转为买石印的、木版的。先是买笔记小说，后买正史、野史；以后又买碑帖、汉画像、砖、铜镜、拓片。还买出土文物画册、《汉简汇编》一类书籍”（《我的读书生活》）。他还到地摊上搜集图书，在《棠阴比事》书衣上他写道：“进城后，狃于旧习，别无所好，有暇即奔跑于南市、北大关等处。逛书摊于冷巷，时有所得。”在《搜神后记》书衣上写道：早市“间有书籍，然外行人亦难以廉价得善本。此本散置地上，余以一角钱得之。”在他的藏书中，常记有某书“购于鬼市”“购于早市地摊”“购于南市摊贩”“得之于冷巷”等注语。他外出无心游览胜景，依旧是逛书肆，选中后邮寄回津。
他也曾通过书店所寄目录大量函购，在《我的金石美术图画书》一文附记中载：“我买旧书，多系照书店寄给我的书目邮购，所谓布袋里买猫，难得善本。善本知识又差，遇见好书，也难免失之交臂。”他在《越缦堂詹詹录》书衣上记有“从南方书店函购此部”，在《竹人录》上记有“此书似从苏州邮购所得”，在《竹书纪年》《前汉纪》上记有“此等书籍从上海函购”……几年下来，平装线装，单种丛刻，大开小本，杂志画册，一应俱全，其中古旧书包括线装的占比甚大。从《我和古书》一文中可知，其经史子集均有收藏。这为他日后写作、成为学者型作家，起了很大作用。
至“文革”前，他购藏达一高峰，虽无具体数字统计，但亦相当可观（《幻华室藏书记·序》）。他在《谈爱书》中说：“我的平生，没有什么其他爱好，不用说声色犬马，就是打扑克、下象棋，我也不会……进城以后，有些稿费，既对别的事物无多需求，旧习不改，就想多买书。其实也看不了许多，想当一个藏书家。”“文革”后落实政策，他居住条件得以改善，居处空间大了，藏书就更多了。
他的藏书来源除了自购，就是文友所赠，在其《书衣文录全编》中，多处记有文友赠书之事，如《知堂书话（上）》记：“一九八七年一月三日，刘宗武赠。”《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Ⅰ》记：“一九八八年十月，郭志刚持赠。”《智囊全集（上下册）》记：“1988年十一月，李屏锦寄赠。”
知名学者金梅在《孙犁书话》“后记”中道：“从其藏书记、读书记、理书记、题跋、书衣文录等文字中可以看出，文史哲经、农林畜牧、金石考古、书法美术等等，各种门类的书籍，他都广泛搜集，涉猎研读。”至其晚年，其所藏再达一巅峰，据郭志刚、章无忌《孙犁传》中说，终其一生，他藏有二十一箱书籍、一箱书画、五筐瓷器和一筐文具，他的藏书家夙愿终于实现了。
二、撰写学术随笔
购藏是为了阅读和写作，孙犁坐拥书城，饱览群籍。仅从其《耕堂读书记》观，即可知他阅读古籍范围极广：读正史、家训、年谱、日记，阅诸子百家，览历代笔记小说，看别集、总集，还有魏晋人曹丕、陆机的文论，也读清人崔述、近人曾国藩、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等的著作，甚至连文史学者少所涉猎的农桑、畜牧、花卉、金石、国画、图册等，他也仔细研读。古代长篇小说《红楼梦》《金瓶梅》、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等，他更是因常看而烂熟于心。
在《书衣文录全编》中，记述他详读和浏览的古旧书更多，仅直接与“书文化”有关的书籍就有：《书林清话》《书林馀话》《越缦堂读书记》《敦煌古籍叙录》《版本通义》《琉璃厂小志》《藏书纪事诗》《澹生堂藏书约》《藏书纪要》《吴兴藏书录》《皕宋楼藏书源流考》《曲海总目提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库未收书目提要》《四库简明目录标注》《郑堂读书记》《郋园读书志》《士礼居藏书题跋记》《中国藏书家考略》《荛圃藏书题识续录》《艺风藏书记》《吴中先哲藏书考略》《直斋书录解题》《书目答问》等。这里有传统的书文化专著，如《书林清话》《书林馀话》，有叙录体的提要目录书，如《四库提要》，有古代藏书家事功的考述，如《中国藏书家考略》，等等。所有这些，都对他能在书文化领域取得辉煌成就，起了很大作用。
最能显示孙犁学者化的是，他所阅过的这些古籍文献，并非简单浏览，而是每读一书，便写一篇读书记，长短不一，内容上很像古人所撰的提要目录，古时或称“书录”，颇类传统究学方法，讲该书之来源、作者、卷数、版本、流传经历、主旨及其评说等等。其“书录”文章信息量很大，甚有学术价值，言简意赅，文笔老道而平和淡然，寥寥数语即能切中要害，可增知识，启思想，广见解，可谓锦文绣章，贯通古今。其每有妙语箴言，读之有不愿释手和精神享受之感。现举几例，以斑窥豹。
如他写的《读〈沈下贤集〉》读书记：
一九五六年五月，我一个人南下游历，至南京，逛古籍书店，见架上有观古堂所著书及汇刻书一部，标价七十余元，以天晚，未及细看目录。那些年，我读了叶德辉所著《书林清话》等书，觉得他对古籍确有研究，文字亦通畅有条理，并听说他的刻书很有名，回到天津就汇款去买了来……
《沈下贤集》过去确是难得，鲁迅先生在《唐宋传奇集》的《稗边小缀》中写道：“《沈下贤集》今有长沙叶氏观古堂刻本及上海涵芬楼影印本，二十年前则甚罕觏，余所见者为影钞小草斋本，既录其传奇三篇，又以丁氏八千卷楼钞本改校数字。”……
沈下贤，据《四库全书总目》介绍，名亚之，吴兴人。元和十年进士。大和三年，柏耆宣慰德州，辟为判官。耆罢，亚之亦坐贬南康尉。他和当时诗人李贺、杜牧、李商隐都有交往，并被推重，可他的诗在本集中，只保留十八篇。《总目》说，他为文“则务为险崛，在孙樵、刘蜕之间”，而称赞他的志趣为“盖亦戛然自异者也”。
在唐人中，他并不是什么大家，宋姚铉纂修的《唐文粹》只选了他的三封书信（《上李谏议书》《上冢官书》《与孺颜上人书》），一篇纪事（《李绅传》）。鲁迅的《唐宋传奇集》收录了他的三篇传奇：《湘中怨辞》《异梦录》《秦梦记》，这三篇也都载于《太平广记》。
他的传奇，故事都很简单，附有诗词，写法也有些相同之处，并非唐人传奇中之杰作。然叙事简洁有力，则为沈下贤之特有风格。如《湘中怨辞》开首之对话，生曰：“能遂我归之乎？”女应曰：“婢御无悔。”遂与居。
在他的史实性纪事，读起来文字有些晦涩，叙事无轻重，并非史才。但人物传记则很有特色，简练生动，逼真传神。正像他自己说的：“其夫以为沈下贤工文，又能创窈窕之思，善感物态。”（《为人撰乞巧文》）这些文字，读来惊心动魄，确有很大功力；也用他自己的话形容，则是：“鼓吹既作，能使孤蓬自振，惊沙坐飞。”（《叙草书送山人王传义》）……
介绍、摘录、评说，情真词雅，很专业，极精确深刻，似此而体现他所撰学者化的书录不胜枚举。
再如，他的《能静居士日记》读书记：
《能静居士日记》著者赵烈文，载中华书局出版的《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系节录。
赵烈文为曾氏兄弟幕宾，攻破南京时在场。所记甚为详细真实，是日记中的佳品。如记曾国荃督战破城后，归来时的狼狈形象，以及随之而来的骄盈。正在关键之时，不听赵的进言，竟进房大睡其觉，致使李秀成率队穿上清军服装，混出城去。如非农民告发，后事殊难定局。记城破之前，所有清军人员，不分文武，都预备筐笼箱箧，准备大发其财。报功封爵，多有假冒。记忠王被俘之初，曾国荃向之刀剜锥刺，以胜军之主将，对待败军之俘虏，竟如青皮流氓，报复私仇。并记在这种情况下，忠王的言词表现。又记，当一帮幕客去看忠王，忠王竟向这些人谈起夜观星象之语。赵烈文等答以只要朝廷政治清明，动乱自然平息等语。
读之，均不胜感慨。天朝以互相猜忌，自相残杀，遂使大业倾于将成，金田起义时灿烂众星，纷纷陨落。千百万农民战士，顿时风流云散，十四年征战经营，一旦土崩瓦解。狂澜既止，龙虎无据。忠王末路，哀言求生，此千古大悲剧，志士仁人，扼腕痛心，无可奈何者也。将革命大义，幻为私利者，当负此责乎？自我得之，自我失之矣。曾氏兄弟，侥幸成功，真如前人所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
又如记曾国荃笼络士兵，为其效死。士兵负伤后，令其口嚼人参，然后将渣滓敷于伤口，声言如此可以起死回生，以致湖南人参，被购一空，参价百倍高于人价。又记曾国荃得势后，如何搜刮财物，兼并乡里，大置田产，均系曾国荃亲口对赵烈文所谈。看来，小人物的日记，比起大人物的日记，可看的东西就多了。这是因为小人物忌讳较少，也想存些史实，传名后世。
寥寥六百余字，不仅叙录了书的本身和作者生平，并记述了书中主要内容，边述边议，所论鞭辟入里，最后一段话，“看来，小人物的日记，比起大人物的日记，可看的东西就多了。这是因为小人物忌讳较少，也想存些史实，传名后世”，看着平白无奇，实则很有见地，一语道破作者的著述目的，起到了古典目录学“一编在手，旨趣可知”的作用。
又如，其《野记》书录：
同治甲戌开雕，元和祝氏藏版。白纸大开本，四卷二册。明·祝允明著，此盖其家刻也。有李文楷同治十三年序，毛文烨原序及祝允明小序。此书亦名《九朝野记》，是祝氏生平所闻，晚年追忆者。名士纪事，未必皆可靠，余一直未读。而书皮上，一九七五年书有：余读《有学集》，而及是书，并为之包装。《有学集》为钱谦益著，已不记何以读彼而又及此。
余向不喜明人文章，包括钱氏大人物之作。余以为明人文章多才子气，才子气即浅薄气，亦即流氓气，与时代社会有关。近日中国文坛，又有此气氲发生，流氓浅薄之作甚多，社会风气堕落，必有此结果也。
这是一篇较佳的书录，短小精悍，直抒胸臆，爱憎分明，体现出一位深谙传统“旧学”大家的见解和文采。
另外，他的《谈笔记小说》一文，简直就是一篇关于中国古代“笔记”的专论，先用七十余字简述笔记小说的发展演变；次为笔记和小说正名界定，得出笔记和小说有异同，“不能混为一谈”的结论；最后举书证多例，评说笔记在隋唐至明清所记内容、笔法、版本之优劣等等。如果不是对笔记源流有深刻研究和思考，是绝写不出的，这进一步说明他学者素养之深厚。难怪金梅选编《孙犁书话》（北京出版社1997年10月版），集中向世人呈现、推介孙犁谈书的各类佳作。
三、爱书尽显学者情怀
古人云：“仁者爱万物。”仁爱宽容是一个人的修养，也是一种美德，用到敬物爱书上，则体现了厚德载物的情怀。我国自古以来，私人藏书家就有爱书的优良传统，远自孔子、刘向，近至刘承干、郑振铎，薪火相传。孙犁作为具有强烈社会良知的作家，他仁爱高节，爱祖国、爱人民，也爱供其写作阅览和精神食粮的藏书。他爱书是出了名的，达到痴迷的程度。他把购买和文友赠予的每册心爱藏书，如是宣纸线装，便外制书套，如是普通印刷，便给书穿上书衣，即用牛皮纸包上书皮。如此，不时进书，不时包装，几十年乐此不疲。
他对古籍线装书情有独钟，在《理书三记·阮庵笔记》中说：“这些往日的线装书，则是一片净土，一片绿地。瓷青书面，扉页素净，题署多名家书法，绿锦包角，白丝穿线，放在眼前，即心旷神怡。无怪印刷技术如何进步，中国的线装书籍总有人爱好，花颜永驻不衰。”较早所包的藏书有《仇文合制西厢记图册》《往事随笔》《文心雕龙》《明清藏书家尺牍》《读书堂西征随笔》《群芳清玩》（上下）《金陵琐事》（上下），皆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后，就是为抄家退还的书包装，而且不仅包饰，还在每册书衣上记写包书时的各类信息，文字长短不一。如在《儿女英雄传》上写道：“昨晚本来很疲劳，仍于灯下修整包装之。”在《郁离子评注》上道：“一九八八年六月二十日下午，傅之公子送来此书，当即包装之。”早些时候买的书，年久频翻，书皮坏了，重新包装，如在《甲戌理书记》中《定香亭笔记》条记道：“近日整理木版书方找出，见书皮残损，乃为之包以毛边纸。此系扬州阮氏琅嬛仙馆原版，亦可珍惜。”
他认为书非神圣，但爱书之心要圣洁，所以所获之书凡有污渍，他都要除掉，如他在《竹叶亭杂记（上）》书衣上写道：“此书颇污，余购来时，曾大力洁修。一九七六年一月四日。”在《何典》上道：“一九九二年四月廿八日，山东自牧寄赠，贺余八十岁生日也。书颇不洁，当日整治之，然后包装焉。”在《养生随笔》上道：“刘宗武购赠，傅正谷送来，在彼处放多日，有污染，余洁治之。”可以肯定地讲，在当代藏书家中，他是唯一如此爱惜书、修葺书者。
有的线装书翻阅或保藏久了，出现了破损开散、虫蛀鼠咬的情况，他还亲自缝制修补。“文革”时被抄走的书发还后，他差不多给那些残存的书，每册包裹了新装，如在《潜研堂文集》上册书衣上记道：“昨夜梦回，忽念此书残破，今晨上班，从同事乞得书皮纸，归而修装焉。一九七四年四月廿四日记。”晚，于下册又记：“能安身心，岂为书乎！瓶书斋修订记。一九七四年四月廿四日晚。”又，在《李太白全集》上记：“昨日从办公室乞得厚纸，今日为此册包装，见书面题记，此集购于一九五一年冬季，为我进城首置图籍之一。廿五年三津沉浮，几如一梦。经此大乱离，而仍在案头，且从容为之装饰，亦可谓幸矣。一九七四年四月廿五日下午记。”对重点之书，他给予格外修护，如在《宋词选》书衣上记道：“某君需索宋词，即刻检出，恐其有失，软纸皮外，另加硬纸皮焉。一九七四年六月四日上午记。”
这项工作持续了三四年。据其《装书小记》道：“把它们整修整修，换件新衣，也是纪念它们经历一番风雨之后，面目一新的意思。每逢我坐在桌子前面，包裹书籍的时候，我的心情是非常平静，很是愉快的。”又说：“古来读书人多爱书，不读书者视之为怪。余见他人读书，极力压迫书籍以求方便，心颇痛之。”只有如他同样爱书者，才会体会到他那种珍爱藏书的心情。他在《书衣文录·序》中说：“七十年代初，余身虽‘解放’，意识仍被禁锢。不能为文章，亦无意为之也。曾于很长时间，利用所得废纸，包装发还旧书，消磨时日，排遣积郁。然后，题书名、作者、卷数于书衣之上。偶有感触，虑其不伤大雅者，亦附记之。”在《书衣文录全编》中，大量记录着他到处搜购包书纸，辛勤为藏书包装之事。如他在《观堂集林（四）》书衣上写道：“此余六十岁以后所装之书籍也。每日从办公室索来件封皮，携归剪裁粘连。视纸之大小，抽书装裹之。书橱之内，五颜六色，如租书之肆，气象暗淡，反不如原来漂亮，而余乐此尚未疲也。”在《宋司马光通鉴稿》书衣上道：“余七十年代起，裁纸包书近二十年，此中况味，不足为他人道。今日与帮忙人戏言：‘这些年，你亲眼所见，我包书之时间，实多于看书之时间。然至今日，尚有未及包装者。此书即其中之一，盖书太大，当时无适合之纸耳。’”即使他大病初愈不能看书，也要整修藏书，“终日无所事事，亦甚苦恼。乃偶作此等简易书套，以护易损之书。时至迟暮，仍眷眷如此。余与书籍相伴一生，即称为黄昏之恋，似亦无所不可也”（《甲戌理书记》）。
他曾作书箴云：“淡泊晚年，无竞无争，抱残守缺，以安以宁。唯对于书，不能忘情。我之于书，爱护备至，污者净之，折者平之，阅前沐手，阅后安置。”在全社会视古旧书为“四旧”如粪土的年代，他却做着补修工作，其远见卓识令人敬佩。快乐时，他包书；烦闷时，他包书；病愈后，他包书。包书时，他构思华章；写作累了，他还包书。包书于孙犁先生来说，成了灵丹妙药，能解忧，可医病，生灵感，消疲劳。可谓终生耕耘于斯、修葺于斯矣。
他的老朋友韩映山对其包书修书，曾有详细描述：“装订线开了，他把它缀好；角儿折了，他把它舒展好；皮儿脏了，他把它擦净、补好。身旁备有针线、橡皮、浆糊。他细心地修书，活像巧女在绣花；又像烈日下瓜园的老农，拿着瓜铲，压瓜蔓儿，摆弄瓜儿。把心血和汗水，全部贯注在自己心爱的‘成果’上。”（《孙犁的人品和作品》）
孙犁逝世后不久，时任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的舒乙在《文汇报》撰文悼念他，道：“孙犁应该说是中国最有学问的作家之一。他拥有大量的书，他念过大量的书。孙犁爱书如命，爱寻书，爱买书，爱藏书，爱念书，爱谈书。更有甚者，他爱给书籍包书皮，打扮书，包装书，都亲手做。”
毫无疑问，每位学者皆很爱书，但达到他这种程度者是不多见的。他对待藏书恋人般的深情，常人难以理解。这充分体现了他仁者爱物的博大、高洁的学者情怀，包书、于书皮上记录时况，是他于书文化的特殊贡献。
四、古籍版本认知的升华
只要购藏古籍，就必然涉及版本，因为版本有优劣之分。所谓的版本，是指同一古籍，因不同时代，在编辑、传抄、印刷、装订等技艺上水平不同，从而产生不同的本子。传抄越久，刻印次数越多，出现的版本就越多。购买古籍，当然谁都希望买到较好的版本，孙犁也不例外。从其读书随笔和《书衣文录》上看，他早先不太知晓版本之重要，后来随着大量购进古籍，随着关注版本和自修版本知识，他逐渐成了专家。他不仅藏有版本学的著作，如《版本通义》《书林清话》《四库简明目录标注》，而且在著述中，屡屡提到古籍版本，评价版本的优劣，如他在《读〈旧唐书〉》随笔中写道：“《旧唐书》，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共三十二册……此书前有明人杨循吉、文征明、闻人铨三序，皆述重刊之由、旧书之佳。”又，其《读〈吕氏春秋〉》道：“我过去有广益书局的高诱注普通本，后又购得许维遹集释本，线装共六册。民国二十四年，清华大学出版。白纸大字，注释详明，断句准确，读起来明白畅晓。”在谈《韩非子》一书时，他写道：“我目前手下的《韩非子》，是光绪元年浙江书局据吴氏影宋乾道本校刻，后附顾广圻《韩非子识误》一册。”顾广圻是清代著名的校雠学家，有“黄跋顾校”的美誉，既然书后附顾的勘误，说明这个本子是不错的。在《耕堂题跋》和《书衣文录》中，几乎全都有记述版本的内容，讲特点，述优劣，记附录，发感想，比古人书录内容更加丰富。现举其中几例，以示证明：
1、题《雪堂校刊群书叙录》
永丰乡人稿甲种，上虞罗振玉著。二册一函，连史纸仿宋体大字排印。六十年代从北京中国书店邮购，书后有“甲5”蓝色方印，价三元五角。书前有王国维序，写于戊午六月……
罗氏……印书不惜工本，精益求精，充分利用现代印刷新技术。所印书籍，定价昂贵，使鲁迅吃惊，但又因为印得的确好，又不得不买。他印书是为了传播学术，也是为赚钱。他总说他印书花了多少钱，从没说过印书赚了多少钱。从他印的书的定价看，一定不会赔钱……
2、《金石学录》
清·嘉兴李遇孙辑，道光四年原版，西泠印社用活字复印，上下两册。从南方邮购，价只一元五角。今日为制简易书套封存之，为题数语。
今日取《金石文钞》，与此书同捆一处，纸张印装之精美，今日所不能见，见亦不能得。余购此等书时，尚无人顾及此也。然细观其内容，亦不过抄录他书，无深刻之见，说不上是学问只能作清谈之助耳。
3、《北隅掌录》
道光乙巳，钱塘汪氏校刊，此老版《振绮堂丛书》。开本甚大，天地广阔，粉连纸，字方整清朗，版有少处漫漶，上下两册。著者黄士恂，清钱塘人。前有汪迈孙序，作者道光丁酉自序。汪序称：“士人载笔，升高能赋，山川能说。一里一邑，传习其所闻见。贤者之用心，大抵如斯。”并谓黄氏此书，可与厉鹗之《东城杂记》相比。《东城杂记》为汪小米所刊，亦振绮堂也。
此书虽亦记述地方掌故，然文字典雅，取舍有序，每记一处，除记见闻，并征引前人记载，与之对证。从现实再现历史，可读之篇甚多。
古人著述，虽记述一时一地，着眼必从大处，求其能以征信。传语流言，亦无不悉意关情，即能把小事写大。不像今日有些作者，把大事写小，写得猥琐不堪也。
孙犁是一位活到老学到老的学者，他深厚的文化积淀和广博的学养，除了天赋外，是靠他努力学习、勤于思考获得的。
走笔至此，读者应该对孙犁在“书文化”上的成就大致有所了解。他是既有文学作品，又有文学理论的作家。孙犁也是一位传统意义上的文人，能作诗、善书法、懂国画，他不仅有文学评论，更有对古旧书的许多品评，还有购书的经验教训、指导青年人读书治学的方法等等。所有这些，都构成了他“书文化”成就的组成部分，限于文章篇幅，我们在这里就不作阐述了。总之，他是很典型的学者型作家。
谨以此文纪念孙犁先生逝世二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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