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的春天，北京大学进入多事之秋，蔡元培又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保护神。
首先是回答林纾的信，为北大和新文化辩护。
中国文人大多谨慎，喜欢中庸自守，而不为天下先。所以，面对新文学阵营对旧文学的挑战，摇头叹息者多，奋起捍卫者少；背后反对者多，公开抵抗者少。这种情况，甚至使文学革命的阵营感到寂寞，所以才有了《新青年》上的双簧信。但是，中国文人也并不全都保守和中庸，比如林琴南，文学革命的口号一喊，他就冲出来了。
林琴南之所以出战，一是因为他的性格，不会耍滑头，而且好辩；二是文学革命兴起，他似乎首当其冲。尽管最初的矛头并没有指向他，但当时有一种说法：“天下文章数严林。”在清末文坛上，文章影响之大，的确首数他和严复。这样的文坛领袖，面对文学革命的声浪，自然比一般人更敏感。
后来的人们叙述新旧文学之争，往往从林琴南的《论古文之不宜废》开始。原因是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于1917年1月1日，林纾的文章刊于2月1日的《大公报》（2月8日由《民国日报》再次刊登），时间相差一个月，看上去真像迎战而来。但事实上，林琴南该文只有600字，从问题的提起和论述的重点看，未必是针对胡适文章。但它恰恰在这个时候发表了，而且论证粗疏，论据不足，一些话被《新青年》同人抓住反复嘲笑，进一步加深了林琴南与新文化运动的对立。
林琴南虽以翻译外国小说见称于世，但他尊崇中国传统，并身体力行，维护礼教，认定西方思想的影响将导致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他自认是孔孟的信徒，无法容忍新文化阵营对孔子之道的批判。在政治上，林琴南的态度有点怪：他没有做过大清国的官，所以在民国建立之初，并无亡国之痛，曾经打算做共和国国民，但很快又改变了主意，决定做大清国遗民，而且日益坚定，留下了“十哭皇帝陵”的绝唱。白话初兴之际，他的表现一点都不保守，曾在林白水等人创办的《杭州白话报》上开辟专栏，作“白话道情”，直到文学革命兴起之后，他还在为《公言报》写“劝世白话新乐府”专栏。
然而，他反对白话取代文言。
他的看法受到新文化阵营的抨击和嘲笑，这使他痛苦而愤怒，加之友人与弟子的鼓励和怂恿，他终于披挂上阵了。他在《新申报》发表小说《荆生》，痛诋新文化运动；又发表小说《妖梦》，影射攻击北京大学。帮林琴南发表这些小说的是张厚载，当时是北京大学法科政治系学生。1918年，张厚载在《新青年》上与胡适、钱玄同、傅斯年、刘半农等就旧戏评价问题有过争论，所以对文学革命很不喜欢。林琴南是他在中学堂读书时的老师，此时他心中有闷气，就鼓动老师上阵了。
可是，林琴南刚把《妖梦》交张厚载寄往上海，就收到了蔡元培的信，说有一个叫赵体孟的人想出版明遗老刘应秋的遗著，拜托蔡元培请梁启超、章太炎、严复、林琴南等名家为之题词。蔡元培的信感动了林琴南。他们本是熟人，只是多年不联系。这时他就觉得自己写那样的小说影射蔡元培不是太好，所以让张厚载将《妖梦》追回来，同时给蔡元培回信。回信如果只叙友情，说几句客气话，这事也许就过去了。但林琴南很较真，认为大学应该是全国师表，而最近社会上谣言甚多，他就想跟蔡元培好好说一说。他在信中表示北京大学令他最不满意的，一是“覆孔孟，铲伦常”，二是“废古文，行白话”。林琴南这封信发表于《公言报》1919年3月18日。
蔡元培虽然温和，但此时显然有些愤怒了。他公开回信，就林琴南对北京大学的攻击进行回答，并为陈独秀、胡适等人辩护。他驳斥了林纾对北京大学的指责，列举大量事实，说明林纾是把谣言当成了事实，北大并没有覆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之事，声明外间传言并无根据。
在复信中，蔡元培还重申了他执掌北大的两大主张：
（一）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有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二）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学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着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为罪人者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
蔡元培的复信产生了很大影响，新派人物乘势前行，林琴南难以对垒。最后，这位自称有“顽皮憨力”的“老廉颇”终于公开在报纸上认错道歉。林琴南这个人，有可笑之处，有可怜之处，也有可爱之处。
原文链接：http://epaper.jwb.com.cn/jwb/html/2022-07/12/content_15364_6440436.ht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