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宇
1901年夏天，蔡元培离开故乡去了上海，先是做澄衷学堂校长，接着被聘为南洋公学经济特科班的总教习。他在南洋公学的时间不长，却又做出了引人注目的事。因为学校当局在“墨水瓶事件”中坚持错误做法，学生由请愿到抗议，由抗议到全体退学。开始的时候，蔡元培并没有与学生站在一起，但在学生离校之际，他主动向学生请缨去为学生求情，结果不成功，他就选择了与学生共进退——辞职，跟学生一起离开了学校。走出校门后，一个问题就来了：退学的学生哪里去？学业就荒废了吗？蔡元培说：咱们自己办学校！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大义凛然的蔡元培，一个有担当的蔡元培。
此后的时间里，他创办中国教育会，创办爱国学社，创办爱国女学，开始了新的教育事业，同时成了革命家。他后来说过：“我在南洋公学时，所评改之日记及月课，本已倾向于民权女权的提倡，及到学社，受激烈环境的影响，遂亦公言革命无所忌。”
在这段时间里，值得一说的是张园演说。张园，是上海市中心的一个公园，园内有广场、有小楼、凉亭等，环境很不错。张园演说是由中国教育会主办的，发起者和主持者就是蔡元培和吴稚晖。据俞子夷回忆：“从此学社风气大变，倡言革命已经胜过求学。上课时谈，课余时亦谈，社内谈不过瘾，每星期总有一二个政策在张园公开演讲。除预定演讲者一二人之外，任何人随时可上台讲，所讲问题不同，但中心思想总离不开排满革命……”
张园连续举行集会，常常喊的口号之一是“中国万岁”。喊“中国万岁”，在当时是有点别有用心，因为它与“大清国万岁”不一样。国家的现实存在是只有“大清国”，历史上也是只有“大秦”“大汉”“大唐”“大宋”“大明”等等，并不曾有过中国。这时候不称大清国而张扬“中国”，的确是另有用意。这是1903年前后中国知识界的一个重要现象。它与1902年章太炎在日本进行的“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有关。在日本警察面前，章太炎拒绝承认自己是清国人，宣称自己是支那人，是遗民。这使人们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国家已经不存在，已经亡了，大清国并非自己的国家，也使人意识到自己在眼前这个国家里，只是被征服者，是俘虏，是奴隶。这使得以前那些盲目爱国的人们，也开始思考大清国是不是自己的国家。所以，从那时开始，爱国就不再是糊里糊涂的事。正因为这种意识，从1903年开始，许多报刊不再使用大清皇帝纪元，改用黄帝纪元，或者用孔子纪年，或者用耶稣纪年。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人们不再盲目地去爱“别人”的国家。这种情况后来就连慈禧太后也知道，所以当有人对她说某些人是爱国的，她回答说：他们爱的是中国，不是大清国！
张园演说引起当局的注意。官员们一再上报，要求严办组织者和首要人物。名单开了多次，第一次是4人：蔡元培、吴稚晖、钮永健、汤尔和。第二次是6人：蔡元培、陈范、吴稚晖、冯镜如、章炳麟、黄宗仰。这两次都是蔡元培名列第一。就在这时，《苏报》顶风而上，于是《苏报》案发生，章太炎、邹容进了监狱。
蔡元培逃过一劫，因为在《苏报》案发生之前十几天，他就去了青岛。但在风波过后，他却很快回了上海，以女校为据点，继续活动。首先是创办《俄事警闻》日报。接受《苏报》的教训，不再直接呼唤革命，而是选了“俄患”这个题材，在政府外交失败、任由俄国占领东北这件事上做文章。该报到1904年2月改名为《警钟日报》。
这时的蔡元培很忙，很辛苦，不但要写稿子，编稿子，还要跑印刷厂。他每天晚上要写两篇文章，一篇文言，一篇白话。编辑部没有火炉，很冷。马叙伦去看他，发现他手上长了冻疮，戴了半截手套，还一个劲地流鼻涕——但就是这样，报纸天天出，没有耽误，填补着《苏报》留下的空白。蔡元培能干事，是个实干家，那时已经充分表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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