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宇
蔡元培表面中正平和、温柔敦厚，但骨子里却是个有个性、有棱角、不太老实的人。1901年4月，他曾在自己的一张照片上写下一段话，宣称“侯官浏阳，为我先觉”——侯官，指严复；浏阳，指谭嗣同。他们都是传统的反叛者。他还说自己“愤世浊醉”，所以才立志搞教育。搞教育，就是要挽救世人的沉沦。他还说自己“众难群疑，独立不惧”。也就是无论众人怎么看怎么说，他都不怕。
有个性、有独立见解的人有几种不同情况：有的完全拒绝现实的游戏规则，结果在现实中就没有立足之地。每个时代都有一些这样的天才，他们存在过，拼搏过，却没有获得历史舞台，因而不为世人所知，更不为后人所知。有人则吃透了现实的游戏规则，所以对它既接受，又不完全接受，所以就有一定的存在空间，但能否成功却要看运气。运气好，遇到赏识者，他就成功了；运气不好，撞在枪口上，他就失败了。蔡元培乡试、会试、殿试运气都不错，恰恰遇到了赏识他的人。会试结束时，他曾把自己的卷子抄给他参加乡试时的主考看，那位先生一看就说：恐怕没有人再像我一样赏识你，你没有希望。蔡元培之所以没敢立即参加殿试，也可能与此有关。但是，蔡元培真是很幸运，会试、殿试，他都遇到了赏识者，顺利过关，最后中了进士，点了翰林。
不过，这种人的人生道路不会太平坦，会有风险，因为装老实并不容易，个性是会暴露的。蔡元培在翰林院时，就曾因为妄议朝廷而被掌院学士斥为“乱臣贼子”。
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真是“乱臣贼子”，是大清国体制内隐藏的敌人。
1898年百日维新之际，蔡元培是康梁的同道，而且他特别欣赏谭嗣同。他之所以没有卷进去，是因为谭嗣同被光绪帝看中，成为军机处行走，他不愿趋炎附势，所以没与谭结交。那一代知识分子很要脸面。再加上他并不看好康有为，所以他没有加入康梁同党。但是，在政变发生之后，他却深为惋惜。8月份六君子被杀之后，9月他就弃官南下，带着家眷回家乡办教育去了。之所以要办教育，因为他认为“欲革新排旧，必先培养人才”。
所谓培养人才，其实就是要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这时的蔡元培思想上是一种什么状态？是激进还是保守？他的学生蒋梦麟回忆说，早在1899年，在绍兴中西学堂，蔡元培就曾公开表示他的革命立场。那是在一次宴会上，他高举酒杯激烈地批判康有为、梁启超“变法不彻底”。为什么说他们不彻底？因为他们还是“主张保存清室来领导维新”。他大声喊道：“我蔡元培可不这样，除非推翻清廷，否则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在公开场合，那时还很少有人敢这样宣称。由此可见，这时的蔡元培已经走在了革命的前列。
他的观点涉及一个问题：清廷能领导改革吗？爱新觉罗家族的人，满清权贵，即使再开明，由他们领导的改革，能走多远？显然，蔡元培对这条路已经不抱希望。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蔡元培的一份奏折。1900年3月，他写过一份《上皇帝书》，其中引经据典，给皇帝讲道理。他想告诉皇帝：“国者，公司也；民者，出资本之股主也；天子者，总办也……”他想告诉皇帝：你所支配的钱，以及你手下所有官员的薪水，都来自股东——也就是百姓，作为总经理，你必须对股东负责，因为公司是大家的。
陈独秀创办《新青年》之际，请了在日本学习政法的高一涵连续写文章，他自己也写，要给读者普及现代国家法理，让人知道现代国家与以往的国家有哪些不同，让人们知道在现代国家里，个人与国家、与国家管理者，是什么关系。那些基本思想，原来蔡元培早在十五年前就已经有了，而且是想向皇帝宣讲的——当然，这样的上书自然是鸡对鸭讲，所以蔡元培最后却没有寄出。没有寄出，大概是因为他对这条路径已不抱希望。光绪皇帝，毕竟是大清的皇帝，未必能听进这样的道理。
而且，蔡元培不知是否意识到，他讲的那些道理，的确不合大清国的国情。民众是国家的股东，总统是股东选举的总经理，那是现代国家的情况。而国家与国家是不同的，在另一种国家，百姓只是被征服者，被绑架者，是俘虏，是奴隶，是人质，并不享有国家主权，当然就成不了股东。置身这样的国家，去讲那些道理，是不是有点可笑？想明白了，自然要首先解决国家的性质问题，也就是国家主权的归属问题。这就必然要走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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