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林
最近，全国多个特大城市出现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特大城市每天产生巨大的人口、资源、交通等流量，疫情一旦发生，便有可能伴随着巨大的流量迅速传播扩散，形成极大的风险能级。社区是疫情防控的第一线，小区是疫情防控的基础节点和神经末梢。疫情之下，小区治理尤显重要。
同一套社区治理模式不能适应不同小区的要求
在日常的工作中，特大城市的很多社会管理服务工作会落到社区。但是，社区的规模和范围往往也较大，人口超过2万人的社区比比皆是，依靠少量的社区“两委”干部很难做好精细化的管理服务。不少社区地面上还分布了为数众多的小区，商品房小区、老旧小区、单位小区、拆迁安置、保障房小区、涉农小区等比邻相接，甚至包含了近20个不同类型的小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些小区面临各种不同的问题、居民也会提出不一样的要求。显然，同一套社区治理模式不能适应不同小区的要求，这就需要探索不同的小区治理方式。
在疫情防控期间，守住小区大门才能筑牢居民健康的“防护墙”。但是，因为各类小区形态各异、人群多样，又会给疫情防控带来种种挑战。特别是在推进全员核酸检测的过程中，如果以社区为单元开展工作，往往会面临人员密集、工作量大的压力，还容易造成人员扎堆感染的风险。与此同时，有的小区楼层高、密度大、人口多；有的小区基础设施老化、老龄人口多而且行动不便；有的小区空置率高、流动人口多、群租现象多。这都给防疫工作人员造成很大的压力。因此，就是在相邻的社区，核酸检测的形式和效率也不尽相同。北京、天津、深圳和广州等地在推进核酸检测的过程中，采取以小区为单位、按楼栋楼层喊号排序的工作方式，既利于避免居民扎堆聚集的风险，而且排队更快、检测效率更高。这种做法赢得了老百姓的赞誉，也充分证明了小区工作的基础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疫情来袭给居民生产生活带来冲击的同时，也使居民对于小区重要性的认识有了一个较大的提升。2020年2月，在疫情最为紧张的时刻，笔者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项8000份的问卷调查，调查范围遍及全国各大城市，受访对象认为小区是“邻里守望相助的共同体”的比例超过5成，比我们在2017年到2020年进行的全国调查（同样是8000份左右问卷）提升了35个百分点。进入2022年，天津市、深圳市、北京市、广州市等地的疫情防控工作中，不少居民参与了小区内轮班值守、入户排查、流行病调查、核酸检测等的志愿服务工作，小区内邻里互助频繁。这表明，小区治理既有重要性，又有工作基础。
把握以小区为重心的社会治理的着力点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在新的条件下，推动以小区为重心的社会治理已成必需。
推进小区治理，须在党建引领下构建良好的治理生态。疫情防控的经验表明，社区与物业管理的对接能够很好地完成相关工作，同时，居民不是没有参与的热情，而是需要参与机会和平台、需要整合和组织，这就需要发挥党组织在小区治理中的核心领导作用。要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促使物业管理融入社区治理、承担相应社会责任，调动好居民群众、志愿者的积极性，推进家门口的“邻里治理”“街坊治理”。需要强调的是，小区内的组织建设并非是社区组织的复制，而是更多通过小区内党员的示范带头作用，组织群众、引领群众、服务群众。这比过往的行政手段更具有优势，有利于发挥德治、自治的示范作用和降低小区治理成本。
推进小区治理，须明确划分社区、小区的权力与职责。如上所述，社区太大、小区太复杂，有必要在社区和小区之间做好相应的区分，社区抓综合治理、小区推精细治理。社区居委会（党组织）要突出综合性与统领性作用，把握区域范围内整体的治理与发展方向，在培育小区自治组织的基础上，推进以小区为重点的“邻里治理”“分类治理”，打通社会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将资源、服务导入小区，精细化、差异化地服务小区居民。
推进小区治理，须构建以小区为重心的联动响应机制。要将小区治理作为评价各级组织社区发展治理工作的重要指标，建立小区发现、社区分解、街道（乡镇）呼叫、部门报到的小区事务响应机制，小区处理自治事务，较大的问题转交社区、街道，较复杂的难题则由街道（乡镇）约请专业部门，整合多方力量、协调解决，分级为城市风险“减震”。关键是探索引入“小区需求导向”机制，以小区为单位推进资源的差异化配置，建立和推广“小区居民点单、参与式预算”的资源分配机制，从而建好“关联社区”。总之，就是要通过各种机制，使得居民关心小区、融入小区、参与小区治理，把小区真正建成居民的生活共同体。
作者系深圳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研究中心重大课题项目组成员，南开大学中国政府发展联合研究中心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
https://epaper.southcn.com/nfdaily/html/202202/22/content_100056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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