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南开大学 王志耕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早年立志成为文学家的时候曾说：“人是一个秘密。应当猜透它，即使你穷毕生之力去猜解它，也不要说虚度了光阴；我正在研究这个秘密，因为我想做一个人。”为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要猜透人的秘密呢？其实这里隐含着他更加宏大的梦想——拯救世界。
与19世纪大多数作家不同，陀氏出身于一个普通医生家庭，虽然他的父亲攒下了一笔钱财，挣了一个虚的贵族头衔，但这并不能使全家摆脱相对拮据的生活状态。陀氏18岁时，父亲死于非命，他开始患上癫痫症，不时发作，伴随他的一生。1843年他从彼得堡军事工程学校毕业，进入军队做制图员，但一年后辞职，专门从事文学写作。1846年陀氏发表长篇小说《穷人》，一举成名。但1849年，他因为参加秘密政治小组的活动而被捕，流放西伯利亚，10年后才回到彼得堡。生活刚刚安定，1864年，妻子和长兄相继去世，留给他一大笔债务，此后他不得不廉价出售作品版权，并允诺再给出版商一部长篇小说书稿。为了按期交稿，他聘请了速记员安娜·斯尼特金娜帮助记录他的口述，誊抄整理，在这个过程中二人萌生爱情，1867年初结婚。此后陀氏进入生活相对安定的时期，但癫痫症的频繁发作，使这种生活无时无刻不笼罩着忧郁的气氛，1881年2月9日，陀氏死于肺血管破裂。
陀思妥耶夫斯基可称生于乱世，虽然1812年俄国打赢了反法战争，但随着通向西欧的窗口打开，俄国的落后越发凸显出来，中下层社会的改革呼声与沙皇专制统治的对立使整个社会陷于动荡之中。所以，当时俄国的西方派思想家主张打破旧世界，追赶上西欧的发展进程。而陀氏既痛感于俄国的衰败，又看到西方社会潜在的危机，尽管他自身几乎始终处在困顿不堪的状态，但年轻时的梦想从未泯灭，他要靠着自己的笔来探讨一条拯救世界之路。陀思妥耶夫斯基拯救世界的思路有两条，一是靠以俄国的东正教为主导的救赎之路，再就是他文学作品中蕴含的“美拯救世界”的方案。
靠以俄国的东正教为主导的救赎之路
为了实践他的第一条拯救之路，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方面在文学创作之余办杂志，撰写政论文章，另一方面在其小说创作中塑造基督教的理想人物形象，向世人展示实现自我救赎的途径。陀氏因为小说《穷人》而结识了伟大的文学批评家别林斯基，后者同时是一个激进的社会主义者，主张必须用流血的方式将愚民大众拉向美好的未来，而为了让大众跟他走，则必须让大众信仰的上帝脱冕，用所谓“理性之父”来替代天上之父。后来陀氏回忆起别林斯基时写道：“他狂热地、毫无辨析地相信社会主义的新的道德原则，一味加以赞扬。但是，作为社会主义者，他首先要贬斥基督教；他知道，革命必须以无神论为起点。他必须推翻他所否定的那个社会的道德基础赖以存在的宗教。他激烈地否定家庭、私有财产和个人的道德责任。”陀氏本人虽然曾被别林斯基所描述的美好未来吸引，不同的是，他始终坚持要建立一个在东正教博爱理念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社会。晚年的他在政论著作《作家日记》中曾描述过这种社会理想：“这种社会主义的目标与结局就是在大地上实现的全民的和全球的教会。……我谈的是俄国人民心中那永存的不尽渴望，渴望以基督之名实现的伟大的、共同的、全民的、博爱的统一。……俄罗斯人民的社会主义不是共产主义，也不是种种机械的形式，他们信奉的是，拯救最终只能靠以基督之名实现的普世统一。这就是我们俄罗斯的社会主义！”当年别林斯基曾指着他的鼻子说：“请相信，您的基督假如出生在我们这个时代，那会是一个最不显眼、最平凡的人；在当今科学和当今推动人类的力量面前，他将变得暗淡无光。”后来陀氏在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借伊万之口讲述了一个罗马天主教的宗教大法官与耶稣对话的故事，这个宗教大法官所坚持的就是别林斯基当年的立场。他向耶稣宣称：人类需要的是我手里的面包，而不是你给的自由，所以，我只要振臂一呼，人们就会反过来把你送上火刑架。很显然，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抛开上帝所建立起来的所谓美好社会不过是靠暴力所维持的幻象，其社会理想实现的前提是东正教的自我救赎伦理。
所以，他塑造了《穷人》中的杰武什金、《罪与罚》中的索尼娅、《白痴》中的梅什金、《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阿辽沙等一系列形象，来展示东正教观念中的社会理想是如何借助于人人自我救赎的途径来实现的。杰武什金和索尼娅都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受尽苦难，却默默地背负着自己的十字架，忍受着痛苦，虽然肉体卑微，但始终保持着灵魂的高洁。而梅什金和阿辽沙，一个身为公爵，世袭贵族，一个出身于乡村地主家庭，但都出污泥而不染。梅什金患有癫痫症，对上流社会的规则一窍不通，所以被称为“白痴”，而阿辽沙则自幼对充满“仇恨的黑暗”的世俗生活失去兴趣，向往修道院生活中那种“爱的光明”。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目中，陷入迷途的世界只有在这些保留着基督神圣而纯洁形象的人引导下，使每个人都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救赎，才能摆脱历史的苦难。
“美拯救世界”的现实方案
基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上述表现，很多人都认为他是一个基督教作家，但如果我们认真读过他的作品，就会意识到，陀氏其实并不认为东正教的社会理想真正具有现实性，这种理想毋宁说是一种美好的乌托邦，否则他就不会把大量笔墨放在描写那些试图抛开上帝、由他们来主持人间正义的人物身上了。除了宗教大法官，他还塑造了《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群魔》中的基里洛夫、斯塔夫罗金等一系列这类形象，在他们看来，上帝并不存在，人类历史一直苦难深重，但从不见上帝降临，所以他们要自我成神，替代上帝铲除人间邪恶，而他们由于有了伟大的目标，所以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就可以为所欲为，用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话说就是，他们有权力跨过他人的血泊。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塑造这些人物的时候，使用了平等对话的手段，即，让他们成为自由对话的一方，作者不对其加以评判，而是由对话的另一方，即以索尼娅为代表的、以“美”为象征的人物来加以映照，留下最大限度的阐释空间给读者来加以判断，或者说，让读者也成为对话的第三方。我们说，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美拯救世界”的现实方案。
“美拯救世界”本是梅什金所说的话，但它成为他们这类人对话的基本立场。所谓“美”，就是排除了世俗的权力纷争、消解了任何独白欲望之后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康德说“美是道德的象征”。在这种道德或美的对话关系中，任何一方面都不以压倒性的姿态使对话走向终结，而是始终保持着对话的开放性。这样，尽管那些声称拥有掌握了终极真理的人的理想无法实现，却最大限度地保证了那些失去发言权的人不被作为代价而遭到无情碾轧。历史的发展并没有按照陀氏的方案进行，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拯救方案在今天失去了它的内在意义，这也是为什么一百多年过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仍然保留着他先知一般的形象。
《社会科学报》总第1783期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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