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周志强
前不久，著名大众文化研究学者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因心脏病溘然长逝。亨利·詹金斯在对费斯克的评论中提到：“费斯克的话暗示我们：总有办法替代目前的文化和权力格局，因此，如果说过去的情况发生了变化，那么未来的情况也会发生变化。”这段话命中了费斯克思想的靶心：大众文化把每个单独的个体规划为一种标准化流程的零部件，而这些个体却顽强地展示其“生命性”的文化存在；因此，“大众文化”也是“大众的文化”，我们通过努力，可以改变这种文化，进而改变社会的权力关系。
在这里，费斯克的去世也许代表了第二代文化研究的思想正在迅速“遗产化”；同时，这也是文化研究走向文化批评的否定性的开始。
为何要重新认识费斯克
费斯克的理论研究，强化了这样一种大众文化的理念：文化的支配性和对抗性乃是一体的。如果说阿多诺看到了大众文化的支配性权力的话，那么，也就应该同时看到支配性权力的“内在他性”（internalotherness）；如同阿多诺强调流行音乐的歌手可以唱出“支配性旋律”，让听众跟随明星摇摆并臣服，费斯克却同样提醒我们说：这种摇摆乃是每个个体按照自己的生命意志晃动——支配性的文化永远只是一种看似充满神秘力量，实则空空荡荡的神话传奇。
虽然我多次批评伯明翰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过于强调“符号性抵抗”的意义：在电影院里嗑瓜子或者说笑话，终究不是抵抗政治的理想形式，但是不能因此否认这种对于“琐碎的抵抗行动”的发现和强调的学术伦理。费斯克也在《解读大众文化》中谈到，他所主张的对于文化政治的规避性和抵抗性会被看成“个人的而非社会范围内的”，是微观的、可控的，构不成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创造性。然而，让“大众”相信在娱乐文化内部那些个人的经验才是最为可贵的，这样的话语本身，或者说这种学术坚持本身必然导向对大众文化中那些支配性因素的漠视和嘲笑。
简言之，费斯克所描述和鼓励的大众文化内部的“游击战”未必确有成效，这种“描述和鼓励”却成为大众文化无法被彻底缝合与规划的游戏化行动。费斯克让我们相信，在缜密复杂的文化景观中，潜存着无法被完全收编的因素；不是因为这种因素具有明确的目的和规则，而恰恰是因为它形如鬼魅，无法被完全符号化和逻辑化。
今天看来，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研究的价值，不在于它关注文化内部不同意义的对抗，而在于它凸显了意义与毫无意义的分立状态。费斯克导向对大众文化内在否定性的发现，或者说，他的理论鼓励我们把伯明翰学派强调的抵抗性的事物（Things），转换成具有否定性的“某物”（Something）。
所以，我反对夸大“积极受众”的积极性，却支持这种“夸大”本身。这也是本文要对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进行“重新认识”的原因所在。
说“重新”，也与之前我和胡疆锋的争论有一定的关系。我曾经撰文提到：胡疆锋对我所做的中国大众文化的激烈批判抱持了警惕；他认为，我从一个大众文化的鼓吹者，变成了大众文化的批判者——在他的表述中，这种变化好像是不可理解的。但是，我觉得，这种变化不是我“造成”的，而是大众文化所依赖的社会语境造成的。这也是时隔这么多年，我要重提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的价值和意义的原因所在：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语境再次发生重大变化，对于大众文化享乐沉溺的批判也就应该让位于对大众文化享乐沉溺的凸显。
但是，相对于21世纪的前20年来说，今天中国的大众文化，尤其是娱乐文化，也许本身没有变得更好或更值得肯定。特别是对于大众文化中那些“耽于享乐”的人们来说，“欲望”变得更具有让人沉溺和疯狂的特点——只要想一想正在网上传播的《一世枭雄——江志浩重生》的故事就可以理解。小说设置了这样的欲望模式：主人公乃是超级富豪，却总是因为低调而被人忽视；于是，超级富豪用自己掌握的财力与权力，不断打脸这些轻视者——更甚者，江志浩还动用了“隐藏”的超级武力，对这些轻视者血洗灭门！这种“欲望狂想的大爆发”让娱乐文本变得更加去理性化或反智化。如果这种叙事中的破坏性故事被直接当成破坏性的文化来抵制，肯定是不行的。
但是，如果从费斯克的意义上来重新阅读这本烂俗而又很爽的作品，却不难发现，整个文本的意义生产乃是按照文化上处于受支配地位的人们的欲望来完成的。在不断重复的“轻视+遭打脸”的叙事中，这些轻视者都是小有财富的人们（或者富二代），他们骄奢淫逸且以鄙视贫穷者为乐。江志浩这个人物则低调、正直、勇敢而强势，与其说这个人物来自人文主义对于理想人格的追求，毋宁说这个形象来自绝大多数与财富无缘的小人物们内心的“无能狂怒”：无数次遭遇嫌弃厌憎后形成的“社会性自卑”。这部小说没有宣扬正义，或者假装宣扬正义，而是深陷“被凌辱的孱弱者，其实可以凌辱那些凌辱者”的快感幻觉之中。
所以，我们今天需要回到费斯克那边来重讲大众文化的故事。一方面要认识到大众文化中这种享乐沉溺的无效乃至荒唐，认识到它已经以“享乐沉溺”为消费主义利润点的事实，同时，要对这种“享乐沉溺”本身进行重新解读。我们不用赋予青年文化崇高的面孔来显示其意义——部分国内青年文化的研究者往往会这样做，而是就青年文化本身的“陷落”“坍塌”与“沉溺”来凸显其在当下的社会意义。
“两种经济”与“游击战”
如果坚持快感是在既定的象征秩序内彰显意义的，而不是把快感阐释为享乐沉溺本身，这就需要解决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快感是如何成为意义的？费斯克通过其双重经济理论，将快感与意义紧紧捆绑在一起，对于快感的追求本身乃是意义发生的时刻；于是，快感就变成了一种行动的政治，一种抵抗性的精神基础。
费斯克没有认同文化研究的民粹主义和文化批评的路径，而认同那种强调行动的态度。这种研究虽然同样视大众文化为权力斗争的沙场，但在承认统治者权力的时候，却更注重大众如何施展“游击”战术，躲避、消解、冒犯、转化乃至抵抗那些统治性的力量。它探究的是，大众的活力与创造力，如何使宰制者惴惴不安，无法有效形成压制或收编作用。费斯克的理论并不死死盯住宰制性意识形态或者权力话语无所不在的罗网，而是更凸显日常的抵抗与规避，从而使主流意识形态屡屡受挫。这一研究取向将大众文化视为潜在的、通常是进步的（虽然不是激进的、革命的）力量。
所以，费斯克提出双重经济的学说，把观众快感与被规划入商品活动中的观众进行了分离。在《理解大众文化》这部著作中，费斯克讲述了文化商品从“演播室”到“家中电视客厅”的故事流程：演播室生产出一种商品，即某一个节目，把它卖给经销商，如广播公司或有线电视网，以谋求利润——这是一种简单的金融交换；但一个电视节目的经济功能，并未在它售出之后即告完成，因为在它被消费的时候，它又转变成一个生产者：它产生出来的是一批观众，然后，这批观众又被卖给了广告商；而“商品化的受众”的流通过程，实现的却是意义和快感的传播——最终，观众从一种商品转变成意义和快感的生产者。在这种文化经济中，原来的商品（无论是电视节目还是牛仔裤）变成了一个文本，一种具有潜在意义和快感的话语结构，这一话语结构形成了大众文化的重要资源。在这种文化经济里，没有消费者，而只有意义的流通者，因为意义是整个过程的唯一要素，它既不能被商品化，也无法被消费。换言之，只有在我们称之为文化的持续性过程中，意义才能被生产、再生产和流通（《理解大众文化》，P32-33）。
这样，费斯克就把“意义”从大众文化的工业流程中“拯救”了出来。于是，资本社会的消费主义神话也就很容易被讲述成非消费主义的行动——这正是他的“游击战”的精髓所在。他重申了麦克·普莱斯蒂（Mike Pressdee）创造的“无产阶级式的购物”这一概念，认同在消费的场域不以消费为目的，而是以破坏消费帝国的符号体系为效果的“游击战”。一群失业青年没钱却有闲，群集于商场的橱窗周围，让那些常规的消费者无法看到展品，甚至难以进入商场；他们的快感在于搅扰体制的战略，激怒老板（敌人）露面，与他们对峙或呼叫保安人员来赶走他们。这些治安服务正是体制战略可见的行为，其权力招致了偷袭与挑衅。商城不许喝酒，这群年轻人就把酒装在苏打罐里，在消费那些本来提供给常规发货人的其他场所时，径直在警卫的监视下喝起酒来。那些警卫当然知道发生了什么，而且会突然闯入这些游击队员的领地，却发现一个好像醉醺醺的年轻人，实际上正在喝苏打水——权力在此中了游击队员的诡计。费斯克认同白领女性在奢侈品店试穿而不买，最后在店员惊诧的目光中扬长而去；“牛仔裤”也变成了抵制美国中产阶级理性的象征化形式；超市偷窃与街头狂欢都成为生命意义爆发的形式。
所以，在这里，费斯克把快感实现的过程，变成了空间里的“瞬间”。它的意义是非固定化的，是爆发性的；它只有在理论层面上成为革命与抵抗的故事，却只能在现实的层面定型为没头没脑的嬉戏。他似乎无法规避“江志浩情结”：到底是出于一种革命意义上的冲动而有了“消费社会中的游击战”，还是因为隐秘的享乐沉溺而产生了青年人破坏性的欢呼雀跃？
那么，如何重新理解费斯克的快感呢？
“双关语”
在费斯克的想象中，大众文化之所以能够流行，乃是因为它表达的不仅仅是其制作者的意图，更是接受者的观点、兴趣、欲望和幻想。所以，大众文化的产品一方面是服务于支配者的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利益的商品，另一方面则是在支配性与反支配性，或者用费斯克的话来说，是在“封闭”与“开放”之间的紧张关系中建构意义的物品。所以，大众文化具有“双关语”的特点。
于是，戏拟、颠覆或逆转成为大众文化内部填补意义缝隙的必然现象。大众文化往往会直白、表面，拒绝精英主义的深度；同时无趣而庸俗，因为“趣味”本身就是以优雅掩饰阶级利益的后果。按照这样的理论逻辑，费斯克对大众文化的认知，就与法兰克福学派“伪个性”“标准化”等理解有了巨大的差别：大众文化并不是简单的标准化和一体化的，而是存在结构性的悖论的。
大众文化的这种内在的“悖论”，可以通过1979年上映的电影《小花》中插曲《妹妹找哥泪花流》的流行为例进行分析。这首歌的歌词内容与电影剧情紧密扣合：穷苦人家的女儿赵小花寻找参加革命队伍的哥哥赵永生。歌词这样写道：
妹妹找哥泪花流
不见哥哥心忧愁
望穿双眼盼亲人
花开花落几春秋
啊，花开花落几春秋
有意思的是，这首歌在当年的流行，却不仅仅因为歌词中亲妹妹与亲哥哥的亲情，更是因为歌曲的演唱者李谷一使用气声、吞声所唱出来的“女性情愫”。在一个只有“男高音歌唱”“女高音歌唱”“集体小合唱”等“无性声音”的年代里，“爱情”是一个“某物”（Somethings），它无法被陈述，却又总是蠢蠢欲动；它令人惊恐，却更令人享乐沉溺。所以，《妹妹找哥泪花流》这首歌，并非仅仅因为其崇高性而成为中国大众文化新时期的“第一声”，也是因为它的昏暗不明与享乐沉溺而实现了流行传播。
所以，这首歌本身是“悖谬”的：它的歌词与它使用的声音之间的错位，才是费斯克所要关注的秘密：一种由双关语导致的大众文化本身意义的塌陷状态。
有趣的是，费斯克在分析电子游戏厅里的男孩与冲浪手的时候，强调了不同的享乐。他认为电子游戏通过“人—机”关系等获得抵制性的意义，而冲浪手则规避规范。在这里，规避和抵制变成了辩证性纠缠的交响曲，回荡在费斯克唱响的大众文化的殿堂之中。
虽然费斯克充分了知自己所强调的这种“抵制”轻如鸿毛，但是，他仍念念不忘“抵制政治”。然而，这种来自上个世纪欧洲革命文化政治的传统，不仅就其现实层面来说无法彻底实现，而且在逻辑层面上也缺乏合理性。
这种抵制是不稳定的。费斯克使用了“脏”（Dirty）这一概念来分析海滩上的坦胸女性对中产阶级生活律令的抵制。他引用了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的观点，把脏物看成“不恰当的物质”，因此会招致“社会控制”。正因如此，在海滩上被牵着的狗和裸胸的女子，都构成了“肮脏”，两者都通过“超越限定性概念”的方式呈现自身：狗越过的是人与兽的界限；裸胸的女子越过的是裸体——自然中的身体——与服装（文化化了的身体）之间的界限。然而，福柯所提到的“裸体吧——但是要苗条、好看，晒成棕褐色”（Power/Knowledge，Brighton：Harvester 1980.P57），却说出了另一种文化权力的宰制性内容：裸体和狗，也可以成为中产阶级的自由能力的表达，更可以成为消费主义的商品标签。消费主义社会不存在费斯克意义上的“边界”，它把一切可以赚到钱的东西都纳入利润的规划之中，哪怕是所谓的“脏物”“抵抗”乃至“规避”。
在这里，费斯克重点观察了身体的象征性内涵，更愿意把身体与自然的对立讲述成现有的象征界秩序的故事。他无法发现其内在抵抗性本身乃是寓言化的，是通过沉溺性的享乐来令身体叙事失效的方式。所以，费斯克尽管喜欢使用罗兰·巴特的“享乐”（Jouissance），却不去理会享乐与快乐（pleasure）之间的裂痕。所以，冲浪者的海浪乃是一个享乐的文本，“逃避所指”，然而，费斯克却不忘记补充说，冲浪又“潜在地重新进入自然”。这样，费斯克只能在“海浪”的世俗文本意义上（海浪充满了所指，是大自然和生命力象征等），建立冲浪者享乐的价值。这是不是意味着如果没有“海浪”的世俗化的既定意义（海浪是大自然力量的象征），也就没有冲浪者身体的狂喜？
所以，对于费斯克式（也是胡疆锋所背书的“风格”式）的抵制来说，这种抵制本身是寄生性的，是首先把大众文化当成“对规定性意义的彰显”，再把大众文化的消费（费斯克所说的大众文化通过“关系”确立意义的过程）看作是抵制性的过程——一个意义后发的活动。
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匮乏把“享乐沉溺”转换为“革命行动”的理论逻辑，也就只好将之视为行动的游戏。
“某物”：那些叫作“享乐”的东西是什么
其实，“享乐”本身才是问题的关键，而不是“享乐”意味着什么或者指向什么。
在我看来，“享乐沉溺”就是享乐的现实化和物质化，是本身具有实践性内涵的东西。如果说快乐来自于确定的心理能量——如本能的实现，或者破除禁忌的快感，那么，“享乐”则是拒绝风格仪式或者主体凸显的非确定性的心理能量，如驱力。就个体而言，它是一个人完全享受自己的症状，处于弗洛伊德所说的无时空性的精神迷狂状态；就其哲学内涵来说，享乐是对“沉溺性身体”的发现，是主体“内在他性”的狂欢，即不再把自己作为“自我”来对待的时刻；而就其社会文化内涵来说，“享乐”是一个整齐划一的象征秩序中的“诡异物”（Uncanny），即无法明确其社会位置和符号定位的“某物”。
“某物”，就是在特定的事物形象和符号命名中处于游移不定位置的东西。但是，并不是一切无法定位的东西都是“某物”，而是那些令既定的语言、符号、话语和形象都失效的东西，也就是所谓“精密运算后的剩余物”才构成“某物”。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强调人的心理过程的形成，乃是与力比多的驱力紧密相关——在整个人的成长经历中，人似乎被一种无法明确其内涵的东西所支配。弗洛伊德创造了一种“心理动力学”，把精神世界看成围绕无法说清楚的“某物”自动运转的过程。拉康则通过“信”显示“某物”的规定性力量，把“故事”阐释为围绕“信”——总是可以抵达收信人的一种“内潜规则”——的运转过程。马克思令“商品”神秘性的一面得以彰显，于是，资本主义社会就逐渐“清晰化”，因为商品以神秘的力量给现实重新排序，令其整饬统一——按照马克思的逻辑，商品收编了“某物”，让它的魅影以消费主义的光辉呈现。然而，资本主义又是自我颠覆的，以齐泽克的方式来说，资本主义是“症状式”的：它总是假装实现了伟大的意义，却潜在地回归“某物”的召唤。
正是在这里，费斯克所拈出的“快感”，需要转化为“享乐”——一种对“某物”的固着与偏执。把一个沉溺游戏时刻的人或者冲浪的少年说成是正在进行“区隔”“规避”或“抵抗”，这肯定是“强词夺理”——即使没有抵抗的意义，他们依旧自顾自享乐沉溺。
简言之，我觉得费斯克理论的现实意义，不在于他如何详细解析了享乐的抵抗性，即不在于他不断强调的“享乐如何走向抵抗性”，而在于“享乐是一种去势快感，是去抵抗性的剩余物”。
享乐不仅仅是“脏物”（Dirty）——一种不被纳入资本社会清洁规划的污点，恰如沉迷游戏的孩子，也不仅仅是“抵抗”——费斯克所说的那种牛仔裤上的破损，更不单纯是“躺平”——对于宰制性力量的“冷漠”，而更是不可化约的矛盾爆发的时刻，是多种截然不同的对立性力量被关闭在身体之中的节点。享乐以安静的方式凸显矛盾的“否定性”，或者说，享乐是身体层面上的否定性客体，同时，它令享乐者变成了“某物”或者体验了“某物”——不再进入现代社会总体意义规划的“主体/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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