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宇
说到那个时期文艺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公式化和概念化。这是长期存在的问题，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这个问题可谓源远流长，早在革命文学运动初期就已经产生。无论是上世纪20年代末的革命文学，还是30年代初的普罗文艺，公式化、概念化、标语口号化都是其突出的特点。在那些作品中，空洞的议论往往代替生动的形象描绘，概念化的理解往往代替丰富的生活。作家不是从生活出发，而是从概念出发，不是忠实于生活，而是为概念而编造生活。比较清醒的批评家们当时就已指出：那些小说把革命的理念强加给了那些不识字的工人，让他们具有非常高的政治觉悟，并且开口就是豪言壮语；在一些作家笔下，革命只有胜利而没有失败，地主资本家一打就倒，英雄总有美人陪在身边。而且，革命者都是一个模样，反革命也是同一个模样。——这是茅盾批评过的。
到了上世纪50年代之后，这个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成了一个普遍现象：同样的主题，同样的人物，同样的构思，千篇一律，千人一面。虽然作品产生于不同的作家，但不同的作家用着同样的模子，因而可以把作品铸造得一模一样：革命总是从胜利走向胜利，生活总是从苦难走向幸福，革命者总是光荣正确，敌人总是卑鄙无耻，社会主义建设一定是热火朝天，农业合作化运动必然是带头人立场坚定、贫下中农积极响应，富裕中农犹豫不定，地主富农从中破坏……
这种公式化和概念化的现象其实并不是文坛主导者所希望的。通过当时的报刊不难看到，当时文艺界的指导者对于这种现象并非没有及时注意，也并非没有努力解决，而是一直试图解决它。早在1953年9月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周扬在报告中就指出：“必须反对文学艺术创作上存在的概念化、公式化及其他一切反现实主义的倾向；如果不克服这些倾向，我们的文学艺术就不能前进。”
三年之后，1956年2月，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召开，会议的重要主题就是反对公式化和概念化。周扬仍然把概念化、公式化的问题归结为“反现实主义的倾向”，对其进行严厉的批评。在周扬等文艺界领导人的号召下，许多作家、批评家都对公式化和概念化进行过尖锐的批评。
但是，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不但没有在批判中减弱，而是愈演愈烈了，而且终于在“文革”文学中发展到顶峰，形成了一系列构思模式。比如：“书记来引路，队长（厂长）犯错误，知识青年一时糊涂，揪出一个狗特务（地主）”；再比如：无论助人为乐还是英勇抢救国家财产，英雄人物的耳边总是响起“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在上世纪50年代以后的文坛上，权威意识形态的力量历来是所向披靡，文学创作中的公式化和概念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http://epaper.jwb.com.cn/jwb/html/2021-10/19/content_15364_515983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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