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宇
我们再来看当时对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萧也牧的这篇小说发表于《人民文学》1950年第1期，发表后受到好评，并且搬上了银幕；可是，一年半之后，却受到严厉批判，被认为有错误倾向，是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和趣味，歪曲和嘲笑了工农兵。甚至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批判过的倾向的一种复活。
冷静地想，我觉得萧也牧并不冤枉。他确实是没有改造好，确实暴露了知识分子的立场和趣味。《我们夫妇之间》中的“妻子”，进城后依然保持着农村的一些习惯，说话开口就是脏字，工作中动不动就拍桌子，看不惯城里女人化妆，说她们的红嘴唇“像是吃了死老鼠”……写了一个工农干部的弱点。不过，从创作立意上说，作者却是想表现知识分子的改造。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原因就在于萧也牧虽然来自延安，却没有读懂毛泽东的讲话。这篇小说显示的是知识分子的视角，而且有一个知识分子叙事人。这是大忌。丁玲的批评是一针见血的。她认为小说中的丈夫是一个讨厌的知识分子，他的讨厌就在于竟然对工农干部评头论足！更为严重的是，知识分子改选的途径早已明确，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把屁股坐到我们的板凳上，用朱德的话说就是投降。萧也牧却自作聪明地创造出一种相互磨合的模式。这当然不被允许。
除此之外，对电影《关连长》的批判也很值得注意。这场批判让许多年轻学者一头雾水。然而，只要进入那个年代，就会明白，作品之所以受到批判，原因很简单：仍然是因为编导站在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上，用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去理解革命军队，想歌颂，却没有歌颂到点子上。作为创作动机，作者是要歌颂人民解放军。它写的是这样一个故事：在解放军大举南下的背景上，有一天关连长接到命令，带领全连去消灭一股残敌，敌军却进了一个学校，以学校为据点进行抵抗。本来事情很简单，几炮打过去，战斗就可以胜利结束。可是，孩子们呢？为了孩子，关连长不得不采用艰难的进攻方式，关连长亲自带领战士们爬过一片开阔地，像当时的所有作品一样，胜利是必然的，但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关连长牺牲了。
小说作者朱定和当时电影的编导显然是想写一个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连长，一个为了保护孩子们而宁可牺牲自己的连长，为解放军献上一曲赞歌。如果放在今天，谁这样写，也许会得奖。但是，这个电影一上映就受到了严厉批判，说是它歪曲了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的形象。我就不明白，这样写是歪曲，不歪曲是什么样子？很明显，歌颂也不是可以随意的，歌颂不到点子上，也要受批判。当时的批判文章说这个作品：“宣扬了错误的军事思想，是以无原则的同情心、怜悯心，代替了严肃的战斗任务，是以小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代替了革命的人道主义，歪曲了人民战争，丑化了我军基层干部的形象，披着工农兵外衣，表现了人性论观点……”（鲍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评》上，浙江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2页）这里的问题在于，赞美和歌颂也是一种引导。革命军队不能被知识分子引上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之路。《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战斗到明天》等作品之所以受到批判，情况与此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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