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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奠宙 王善平
大学内迁
这次和陈省身同行的有西南联大的校务委员蒋梦麟(原北大校长)、南开大学的物理学前辈饶毓泰教授、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程毓淮(在汉堡曾经会见过的哥廷根数学博士)。另外还有杨武之、江泽涵两家。这几位都是重量级的教授，因而可以这样地绕道旅行。他们于1938年的2月3日出发，在香港搭乘“广东号”轮船去海防。那船只有800吨，颠簸得非常厉害。最后于2月15日到达昆明，前后计13天。
至于长沙临时大学的大队人马，则不得不走陆路。有时步行，有时坐一段烧煤的汽车，摇摇晃晃地向前行进；他们从2月19日出发，历时68天才到昆明，一路困顿可想而知。陈省身名为清华大学教授，可是连清华的大门也没有看见，就到了西南联合大学。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中国的大多数高等学府都要内迁。南京的中央大学迁到当时的陪都重庆。以数学研究闻名的浙江大学迁到贵州湄潭。陈建功、苏步青等在那里继续数学研究，成果卓著。陈建功招收的第一个数学研究生程民德(1917—1998)，日后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对中国数学发展多有贡献。著名的北京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和北洋大学等，则于1937年西迁西安，组建西北临时联合大学。次年转到陕西南部的城固，改名西北联合大学，与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遥遥相对。
战时的生活自然清苦，但是大多数的数学家还是挺过来了。令人遗憾的是曾炯之的去世。他于1937年离开浙江大学后应聘为北洋大学教授。七七事变之后，随北洋大学到西安、城固。1938年，原北洋大学校长、著名水利专家李书田率领沦陷区学者在四川省的西昌市主办国立西康技艺专科学校，曾炯之毅然前往任教，讲授高等数学。这所新办学校，以西昌郊区泸山一带的寺庙为校舍，绵延十数里，条件相当艰苦。曾炯之少年时不得温饱，营养不良，体质不佳，长期患有胃病。在这战乱时期，贫病交迫，导致胃穿孔大量出血，在西康那样的偏远地区，救治无门，不幸于1940年11月在西昌逝世。陈省身于1993年著文纪念曾炯之时说：“他回国后没有充分发挥他的才力，是国家的损失。”确实，作为E.诺特的嫡传学生，而且已经在抽象代数研究上卓有成绩，原本可以为中国的代数学发展作出更大贡献的。
古诗云：“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后两句指人生的两件大事：成家，立业。1938年的陈省身，已经功成名就,27岁就当上了国内顶尖大学的数学正教授。这比以前的状元要难多了。婚姻大事进展顺利，因为已经找到了意中人:郑士宁小姐。
南开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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