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建兵
很早就认识魏宏运先生。80年代后期，我在河北大学读硕士生的时候，导师是傅尚文先生，据说和魏宏运先生是在一个地下党组织，而且两人在新中国成立后都审阅一些杂志的中国近现代史稿件。所以，他们学术交往非常密切。傅先生主要的治史方向是抗日根据地，特别是晋察冀根据地，和魏先生也有共同之处。当时河北大学在天津还有留守处，地址在马场道。傅老师一般把答辩都安排在南开大学，由魏宏运先生主持，因此那个时段里，我就经常在保定和天津来回跑，住在河北大学天津留守处，然后去南开大学去向魏宏运先生请教，并且联络同学们的硕士答辩事宜。那个时代向魏老师提了很多荒唐不羁的问题，魏老师都一一作答。
我们的硕士答辩是在南开大学举行的，当年傅老师让我做一个关于中央信托局的硕士论文，结果因为中央信托局的档案当时还未开放，也因自己能力有限，自觉做不好这个题目，后来就跟老师商量把题目改成了近代的信托事业。答辩的时候南开大学和河北大学一共有七八位教授参加，一边是历史学的，一边是经济学的。我的老师傅尚文先生，当年在招硕士的时候还是很有前瞻性的，在河北大学算是历史系和经济系合招，上了很多相关经济学的课程。比如说《资本论》《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统计学》等等，这为以后我们还能够在经济学领域站稳脚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我也从事了将近8年的金融学的教学和管理工作，那个时代中国的信托业还不像今天这么发达，国内还没有信托公司和相应的信托业务，所以答辩很快顺利结束了。当魏老师说你的答辩通过了的时候，心里非常高兴，记得从会议室走出来，在南开大学的校园里觉得神清气爽，连呼吸的空气都是甜的。但是就是那么一篇今天看来特别不像样子、谬误百出的小论文，日后成了自己做经济史、金融史、货币史学术的开端。
记得当年跟魏先生交流最多的是关于抗日根据地的货币问题，因为我对钱币学、货币史非常感兴趣。在刚有国家社科基金的时候，我就申报了一个国家社科基金，内容是关于抗战时期的货币的，课题很快获得了批准。这是河北省高校获得的第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拙著《金钱与战争—抗战时期的货币》后来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也专门向魏老师请教，得到了先生的肯定。再后来又申报过关于中国私票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多年后才知道这个课题评审时，获得了先生的支持。所有这一切看似都在学术层面上，有的时候想，魏先生80多岁的时候，90多岁的时候，还经常或寄或托人捎来他一年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纸本或复印件，现在感悟真是一种人生精神上的引领。他让人认识到的不仅是学问，更多的是人生和学问之间的关系。既有努力，更多的是睿智。没有前人的扶持哪有什么后人的成长。
我的岳父王福海是研究国际共运史的专家，他和魏宏运先生的私交非常好，我在走上了学术道路以后才逐渐知道岳父在新中国成立前跟随刘邓西南工作团从上海一路步行到了四川，有时是一边走路一边睡觉，就这样从上海走到了祖国的大西南。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到南开大学历史系作为干调生读书和魏宏运老师结缘。后来在社会动荡和艰难时期，他们有过非常深刻的思想交流和相互帮助。如今两人均驾鹤西去，两位长者当年通信、面晤的一些飞鸿尺素、零星片段均历历在目。愿他们在异乡依然开怀畅谈，纵声长笑。我们会永远记住他们。
（作者系河北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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