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王云芳
李霁野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教育学家。原籍安徽霍邱县，曾是未名社成员，跟鲁迅先生交往甚密；曾翻译有《被侮辱与损害的》《简·爱》《战争与和平》等多部世界名著；1949年以后执教南开大学外文系，其间曾兼任天津市文联主席，文化局副局长。1946年到1949年间，李霁野先生曾短暂赴台，在两岸文化交流中留下了自己的足迹。
1945年，抗日战争全面胜利，台湾结束了自甲午战争之后长达约50年的日本统治，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由于日本在台湾实行文化殖民政策，学校教育及公众场合中完全使用日语，禁止使用汉文，许多台湾同胞与母体文化日益隔绝。因此，台湾光复后，去除日本殖民者的文化遗毒、传播普及中国文化成为当务之急的一件大事。
抗日战争结束后，内战爆发。1946年5月，霁野先生回到家乡，看望父母，与妻儿团聚。战火纷繁中一时没有工作，霁野先生本打算在故乡译书以维持生活。1946年9月，他接到好友许寿裳先生的电报，约他到台湾编译馆当编纂。霁野先生一家遂于1946年10月坐船自上海抵达台北。
台湾光复之后，国民党派陈仪去接收台湾，设立行政长官公署。台湾编译馆是直属其下的组织机构，由接收教育处编审室及教材编辑委员会两个单位而来，承担着台湾战后文化重建的重任。根据1946年8月2日公布的组织规程，成立后设有四处，分别是学校教材组、社会读物组、名著编译组、台湾研究组。李霁野先生担任的是名著编译组主任。
关于名著编译组设立的初衷，陈仪在给许寿裳的信中写道：“常常感到中国现在好书太少了，一个大学生或中学教师要勤求知识，非读外国书不可，不但费钱，而且不便。我常有‘译名著五百部’的志愿，我以为中国必须如以前的翻译佛经一样，将西洋名著翻译五六百部过来，使研究任何一科的学生，有该科二十本名著可读……至于名著编译，最好先集中力量于一年事，译述大学生及研究人员必须研读的专科学术名著，可先请各科专门学者，选定各科必读名著若干种，然后汇编一应译名著目录，斟酌人力、财力，有系统地逐渐译述。”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名著编译组针对的对象是大学生或中学教师，主要是为满足学术研究需求。
根据李霁野先生的回忆文章及其与好友通信来看，李霁野先生到台湾后，为台湾编译馆编印世界名著，生活还算平静，但台湾天气比较闷热，非常不利于工作。他经常感叹日趋懒散：“只译了几十首诗，将《四季随笔》交印。”去台湾之前，李霁野先生还翻译了一本《鲁拜集》，把75首诗用五七言绝句译出。译稿带到台北，打印了一些征集意见，但最终并未印行。
1947年2月28日，台湾爆发了反抗国民党腐败统治的“二二八事件”。后来，国民党以武力平定了民众起义，并随即废除行政长官公署，解散台湾编译馆，解除了许寿裳的馆长职务。编译馆的学校教材组、名著编译组、社会读物组被教育厅所接收，台湾研究组被并入台湾省通志馆，台湾编译馆就此解体。李霁野先生的《鲁拜集》书未出成，稿件在十年动乱中遭难。
从现在可以找到的资料来看，台湾编译馆出版了“名著译丛”六种，其中包括李霁野先生的两本。一为《四季随笔》，英国吉辛所著，1947年初出版；另外一种为《莪默诗译》，是波斯人莪默的诗集。另外，译丛中还包括了一本英国哈德生的散文集《鸟与兽》，由他的夫人刘文贞女士翻译。
《四季随笔》后记中记录了该书的一些信息：“1944年2月16日，译者于北碚；1946年12月5日，注校完毕于台北。”还附有李霁野先生的翻译体悟：“作者的思想，我们一定很有不赞同的地方，但这些成见往往是组成个性的要素，若是加以抹杀，作者的人格也就要模糊了。何况思想是不必勉同的，敢接触不同的思想，然后才可以有变化和进步。作者所表现的生活理想，当然也不是多数人所乐于采用的；但是只在生活里打圈子的人，若细心加以思索，或者也不无益处吧。”提供现实功利生活之外的思想和诗意，也许是李霁野先生选择翻译《四季随笔》的潜在原因，也是这本小书得以流传久远的秘密。
编译馆被解散后，许寿裳先生到台湾大学任中文系主任，推荐李霁野先生到该校外文系任教。在台湾大学，李霁野先生一方面认真教学，业余翻译了《在斯大林格勒战壕中》；另一方面，继续同许寿裳先生一起，宣传五四以来的现代革命成果，向台湾民众传播五四新文化精神。1947年12月12日到22日，许寿裳先生受台湾文化协进会之托，设计了“中国现代文学讲座”，在台北市福星国民学校，每晚演讲两小时。演讲者有李何林、台静农、李霁野、雷石榆、钱歌川等七位先生。李霁野先生的讲座题目是《西洋文学之介绍》。
台湾大学外文系藏书丰富，李霁野先生本想在那里系统地读点书，可是他们传播五四启蒙精神的各种文化活动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注意。1948年2月18日，许寿裳先生被国民党暗杀在家中。这一令人震惊的暗杀事件预告了国民党高压政治的开始。尽管李霁野先生很少参加政治活动，但仍然上了国民党政府的黑名单。1949年5月，在朋友的掩护与帮助下，他和家人匆匆坐船经香港逃回了内地。
1945年到新中国解放前夕，有许多像李霁野先生这样渡海赴台又纷纷返回内地的文化学者。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虽然配合了行政长官公署的文化政策，但与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并不一致。他们在台湾推行国语，传播中国文化，客观上促进了两岸的文化交流，为战后台湾文化重建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他们移植内地以“五四”精神为核心的文化传统，在台湾文化领域埋下了生生不息的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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