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胡国定、孙大中护送400余名爱国人士到解放区
陈省身（左）与胡国定
文 周利成
胡国定幼时受父亲影响投身革命，大学毕业后来天津创建中共天津地下交通站，在孙大中的配合下，将闻一多夫人高孝贞，时任冯玉祥秘书、后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时任上海法学院教授、后任北师大教授楚图南等400余名爱国人士、革命师生和党的地下工作者护送至解放区。胡国定酷爱数学，后潜心学术研究，成为中国信息论研究的开拓者，1985年促成陈省身回国，创建南开大学数学研究所，后担任南开大学副校长，兼任天津市科协主席。孙大中也留下了一段可歌可泣的故事。
胡国定来津开辟交通线
孙大中成为得力助手
胡国定1923年生在浙江省鄞县，其父胡咏骐在上海创办宁绍人寿保险公司，1937年投入抗日救亡斗争，1939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患癌症去世。1943年胡国定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物理系，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至1947年任交通大学学生会党组负责人。当时上海关卡林立，通往苏北和山东解放区的交通被重重封锁，我地下党组织急需到北方开辟新交通线，胡国定被任为是合适人选。
陈省身当时在上海负责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工作，对胡国定甚为赏识，介绍他到清华读研究生。入学手续已办妥，但有人告密说他是共产党，陈省身又重新把他介绍给南开大学教务长吴大任。1947年9月，胡国定以党内天津地下交通站负责人、南开大学数学系助教身份来到天津，住进南开大学思源堂半地下室右侧最边上的单间宿舍。党组织安排熟悉情况的孙大中配合他创建地下交通站。
孙大中1911年生于河北省衡水县孙家庄，在家乡参加抗日游击队，抗战胜利前后，经其叔父孙木根（后任河北省公安厅监狱管理处处长）推荐，协助北京地下交通站陈鼎文从事地下交通工作。党组织出资在天津北站附近给他开了一家修车铺，取名北方车行。此前，孙大中在陈鼎文领导下已护送过一些进步人士经天津进入泊镇解放区。
胡国定与孙大中第一次接头是在中山公园。按约定，胡国定在亭子里看《大公报》，孙大中过来问报纸上的一条消息，关系就这样接上了。胡国定坐上孙大中的三轮车，到了一处清静地带，传达党组织安排的任务，孙大中也汇报了天津至泊镇这条交通线的基本情况。
胡国定负责接收赴解放区的同志，转达要求，告知途中注意事项。“路条”是一张法币，解放区的人将编号存档，见到钞票后与存档编号对应，便可确定来人身份。这个路条用起来方便，安全性很强。孙大中负责护送来人抵达解放区。
他们两人一起策划护送方案，根据来人的特点，量身订制适合的化装。冀中解放区位于天津与济南之间，这一带有许多跑单帮的生意人，所以一般都化装成往返于津济两地的客商；对成批转移的同志，按年龄、相貌假扮成夫妻、叔侄、婆媳、姑嫂，充做探亲的、看病的、求人办事的、送闺女出嫁的，两人一对，三人一堆，互相装作不认识，化整为零。必要时还要帮他们卖掉西装或学生装，买合适的衣服，教会他们一些买卖人的行话，应对盘查。
巧妙护送爱国人士到解放区
几经周折闯出一条新交通线
上级党组织下达紧急指示：“为加强和扩大反蒋反美统一战线，党要争取一批有影响的爱国人士进入解放区，现在就有两位爱国人士需要立即送走，请你马上做好准备。他们是李何林夫妇，必须把他们火速送到解放区，而且要绝对保证安全。”时间紧迫，来不及等到下一个接头时间，胡国定骑上自行车来到北方车行假装修车，向孙大中布置任务。
次日清晨，孙大中赶到北大关附近一家大车店，订了一辆马车，又到估衣街买了七成新的灰色长袍和半新的礼帽，把李何林化装成跑单帮的商人。
南开大学地下党当时有两个平行的系统，一是胡国定的地下交通站，一是南方系统在南开大学的地下党负责人、哲学教育系学生刘焱。南开大学教师、地下党支部委员孙克文按照刘焱指示，为李何林夫妇仿制国民党统治区的身份证，细心地用药水涂掉旧身份证上的字迹，填上李何林夫妇的化名和职业。
启程前，胡国定向李何林夫妇转达上级组织的指示和纪律，与孙大中一起分析途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和化解方法，将一张法币交给李何林。他们上了马车，孙大中在后面骑车暗中护送。直到李何林夫妇安全通过敌人的检查站，孙大中才回来向胡国定汇报。
交通站的工作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一天放学后，胡国定远远望见一个年轻人在自己的寝室前徘徊，他认出此人是前几天刚被送往解放区的一名归国华侨。胡国定紧走几步，不等对方开口，一把将他拉进宿舍，严肃而急切地问：“你怎么随便到这里来？出什么事了？”“我的货被扣了。”他为支援我军解放战争购买了一批贵重西药，在党组织安排下，经胡国定、孙大中护送，化装成药商前往解放区。过关卡时，国民党军警对他百般刁难，告诉他留下药品即可放行，否则必须回去取保赎药。本来他可以舍药保人，通过关卡，但由于缺乏经验，答应敌人回来取保。胡国定马上意识到严重性，他不但不能回去赎药，而且很可能暴露交通线。他一方面决定停止使用这条运输线，派人到该卡口观察敌人动向，一方面让孙大中想办法从另一条路线将归侨送往解放区，这几天更要注意附近有没有人跟踪。
归侨安全转移后，胡国定认真反思，纠正了工作中的疏漏，对每一名转移人员严格培训，教他们如何应对突发事件。那时，南开大学教师宿舍大多在八里台，少数人住在六里台，相比之下，六里台略显偏僻，交通也不方便。胡国定觉得这里是地下工作的好环境，遂从思源堂搬到六里台。
1948年秋，随着解放战争形势转变，敌人的封锁愈加严密，冀中解放区的交通线时断时续。这时，南方各地需经天津进入解放区的人越来越多，上海地下党组织派人秘密来津，与胡国定商议成批转移人员。孙大中向胡国定汇报各关卡情况。经分析研判，胡国定认为，通向冀中解放区的原有路线已不能使用，经请示上级党组织，决定开辟一条通往冀东解放区的新路线。
经过周密部署，孙大中历时一周，几经周折，终于闯出一条新交通线。通过这条线送出了几批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并且冲破敌人重重围困，将大笔的地下党活动经费安全送抵上海，为今后一段时间上海地下党的工作奠定了经济基础。至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在上级党组织领导下，胡国定与孙大中默契配合，天津地下交通站将400余名进步人士和革命青年安全转移到解放区。孙大中还将情报缝在衣服中、衲在鞋底里、放在马车内胎中，多次出色地完成了传送情报任务。
孙大中过早离世令人唏嘘
胡国定倾力南开数学研究所
天津解放后，胡国定继续在南开大学任教。孙大中不是共产党员，他的直接领导人匆忙南下，未能及对他妥善安置。胡国定通过华北水利局的关系介绍他在该局担任交通员。一年后，孙大中找到胡国定说，交通员工资有限，不够养活他的六口之家，想回北方车行修自行车。胡国定只能答应。
1957年胡国定留学苏联，行前找到北方车行所属的河北区领导，介绍孙大中对革命的贡献，希望能帮他解决入党问题。领导表示同意。但领导调职，孙大中的事被搁置。1960年胡国定回国前，特意买了一套机械工具准备送给孙大中，但回来发现，北方车行没了，人没找到。两年后，他接到孙大中长子的电话，说父亲病重住院。胡国定急忙赶到医院，见到阔别五年的老战友。原来公私合营后，孙大中一直从事高强度劳动，直到病重倒下才住院。胡国定向天津市委汇报，市委领导高度重视，派人去医院。当年出生入死的铁汉子终于见到组织派来的人， 激动得流下热泪。医疗部门组织名医会诊、抢救，可惜为时已晚，孙大中同志医治无效，病逝于1963年。
胡国定仍留在南开大学。从1981年开始，他多次与美国数学科学研究所所长陈省身先生联系，商议组建南开数学研究所。1985年陈省身回国，任南开大学数学研究所所长，胡国定任副所长。1992年至1996年，胡国定任第二任所长，潜心学术研究，成为中国信息论研究的开拓者。1985年8月2日，在回答《人民日报》记者提出的“革命和科学，对您来说，哪个更重要”的问题时，胡国定说：“我参加革命斗争、从事科学研究，都是为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对我来说同样重要。不过，不同时期不同的侧重而已。我确信，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指导我行动的唯一准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