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宇
五四时期的新文学运动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活的文学”，一个是“人的文学”。“活的文学”是胡适提出的，就是白话文学，也就是要用白话取代文言，让文学能活在一般人的生活中；“人的文学”是周作人提出的，目的在于改变中国旧文学不把人当人的审美价值观，让文学成为人学，并推动这片土地上的人的解放。
五四一代人在政治制度层面的大变革完成之后，发现这个民族前进的脚步依然很沉重，于是着手改变思想观念和文化。他们鼓吹思想解放，张扬人的个性，批判中国旧思想，介绍西方新学说，梦想让辛亥革命所带来的这个东方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名副其实，梦想让中国人也能像人一样生活。
他们之所以进行这样的革新，与他们的留学生活是分不开的。因为在国外的经历，使他们看到了人在现代国家的另一种活法。相比之下，就觉得中国人活得不像人。人，大概就是这样，适应性很强，攀比心也很强。一个孩子如果从小就被套上锁链，直不起腰，只能跪着行走，但因为从小这样，所以并不觉得有什么不适。但如果看到有人不戴锁链，直立行走，健步如飞，情况就不一样了，他的痛苦就来了，改变现状的念头就来了。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才有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那一代人，有了他们对中国传统的激烈批判和改造。大家记得鲁迅关于中国文明的论断吧？——这历史没有年代，每一页都写满了仁义道德，但仔细看去，却只有两个字：“吃人。”这是鲁迅在《狂人日记》中说的。除此之外，鲁迅还有著名的“两论”：一是“人肉筵宴论”——所谓中国文明者，不过是一桌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不过是制作这人肉筵宴的厨房！二是“两个时代论”——一个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一个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那代人真是敢想，敢说，敢干，努力要让中国成为“人国”，让中国文学也成为“人的文学”。
“人的文学”是五四新文学的显著特征，许多学者都直接用这个概念来概括五四文学。但是，五四新文学发生的时候，中国面对的问题却比较复杂：中国人活得不像人，需要人的解放，这是一个真问题；但与此同时，东方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太贫穷、太落后，无法与发达国家并列于世界各民族之林，这也是一个真问题；国内存在着严重的阶级差别和阶级矛盾，也是一个真问题。中国很穷，但穷并不影响两极分化，甚至是国家越穷，贫富分化就越是触目惊心。这些问题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了三种意识：人的意识、民族意识、阶级意识。这三种意识产生了三种文学主题：启蒙，救亡，翻身。李泽厚在上世纪80年代有个著名论点：救亡压倒启蒙。这个论点影响了一代学人。但是，李泽厚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忽略了阶级翻身这个主题。事实上，翻身主题很重要，压倒启蒙的并不只是救亡。
中国古代就有朴素的阶级意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是这种阶级意识。不过，中国传统中的儒家和道家都不鼓励阶级斗争，所以中国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并不严重，只有到了一定的情况下，走投无路的饥民们起来推翻旧统治夺取政权，它才发挥作用，帮助完成一种周期性震荡。但在五四之后就不一样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斗争成为时代主题。过去穷人要想致富，就必须勤劳苦干，拼死拼活地干，还不一定富得了。现在有了另一条路：拿起武器，消灭地主资本家，就翻身了。它影响到文学，使文学产生了强烈的阶级意识，产生了阶级翻身主题。
在其开始，作家们写乞丐，写学徒，写人力车夫，并不是站在阶级立场上，而是基于平等的观念，仍以人的解放为目标。这并没有与人道主义发生矛盾。所以，当时的蔡元培等人都在鼓吹劳工神圣，胡适和鲁迅都写过人力车夫。刘半农、刘大白、沈玄庐、戴季陶等都曾为劳苦大众鼓与呼。但是，从根本上说，启蒙、救亡、翻身，这三个主题是无法长期和谐相处的。因为启蒙以人为目的，从个人的解放出发，强调个人的价值、尊严和权利。救亡是从国家和民族出发，强调的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翻身是从阶级利益出发，目的在于某一阶级的翻身和解放。
到了上世纪20年代末，这种矛盾终于表现出来，伴随着国民革命高潮，和北伐成功前夕的国共分裂，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都空前高涨，文坛大分裂，成为鼎足而立的三大板块：一是普罗派，即无产阶级派，二是民族主义派，三是五四的余脉——个人主义派，即自由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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