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李连江
前不久，车铭洲老师跟杨龙师兄说：师生是一种友谊关系，师生相互影响。老师平等对待每个学生，给予学生鼓励，学生与老师什么都可以说。并不是老师给学生讲大道理，学生才努力，才成功。大道理和知识，学生都懂。好老师真心待学生，给学生积极努力的氛围。学生超过老师，就是老师的幸福。学生成功了，老师不会嫉妒，因为学生的成功就是老师的成功。
车老师是良师，也是哲人。
哲学的本意是爱智慧。智慧是明辨是非轻重，更是坚持不同凡俗的判断标准。“不是陷进唯心主义的泥坑；就是陷进形而上学的泥坑”，提醒的不仅是学生。一句轻描淡写的“那不重要”，化解束缚学生的思想桎梏于无形。
智慧是基于客观现实的达观，更是基于未来潜能的乐观。“学到高水平才有用”，既是冷静的判断，又是殷切的期望。
智慧是灵活机动，知所进退，更是独立自主。“要适可而止”，给学生发热的头脑轻轻抹上一点万金油。
师道的真谛是爱学生。爱学生是关照学生的身心健康与全面发展，像关照子女一样，学生远行，“亲自下厨”“年龄大了生活上的压力会更大”。
爱学生是对学生负责，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激励学生建立、巩固优势，指点学生巧妙化弱项为强项。“做你有兴趣的事情”，做最好的自己。
爱学生是尊重学生的意愿，哪怕学生做出的是“最不正确的选择”。
爱学生是体察学生的处境与迷惘，像忘年交提醒晚辈朋友：“艰苦努力是对的，但是要留有余地，每天有规律地增加点锻炼身体的时间。”
车老师继承发扬了孔夫子开创的中华师道。20世纪40年代初，中华师道在西南联大达到光辉的顶峰。车老师在北大的老师，有西南联大的教授，也有西南联大的学生。
郑昕先生是西南联大的教授，他指导车老师研究康德哲学，传了“读，读，读”的真经。车老师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读不懂，去郑先生家请教。郑教授让着急的学生坐下，一起看电视，直到电视台打出“再见”的字幕，才跟学生说：回去慢慢读，细读。一次登门求教，是如此；二次登门求教，还是如此；直到学生终于在茂密的原始森林中独辟蹊径，发现天书自有道理，郑先生才不再招待学生看电视，开始讲解康德哲学的历史背景，帮学生读懂天书的深层意义。
冯友兰先生明知车老师主攻康德哲学，还是选他当中国哲学史的课代表。课堂上，有学生拿刚到手的标签质疑冯先生。冯先生并不反驳，带学生到图书馆，讲史料学，展示实物，解释什么是伪书，剖析如何辨别古书的真伪。冯先生不动声色地提醒学生，研究以往的哲学家，不能望文生义，不能贴标签，否则就变成了不知天高地厚的教条主义者。
王太庆先生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导师是南开大学的冯文潜先生。冯先生述而不作，王先生译而不作。王先生不是完全不作，是不写空洞的论文，把语言天才和哲学悟性发挥到极致，为外语天赋不足但有志研究欧洲哲学的人提供信达雅的媒介。到了20世纪80年代，就学术成就而言，王先生是“教授的教授”，然而职称仍是“副教授”。车老师乐呵呵地谢绝为正教授预备的“小车”，陪王先生坐“大车”。
车老师是独一无二的，他激励很多学生活出了最好的自我。车老师也是普普通通的，他是一代良师的一员，每个积极向上的人都能发现自己成长过程中的“车老师”。
如今，许多大学教授不再住在校园，居住条件变好了，但与学生的距离也拉远了。在大学校园内，教师的工作条件改善了，但各种抑制创造力的压力也增加了。市场化的绩效管理，让比钻石更金贵的师德蒙上了一层灰尘，让本应胜似父母子女关系的师生关系越来越异化。
编辑《哲学与师道》一书，是敦请老同学暂且摆脱永远理不清的生活乱麻，放下永远忙不完的事业，给自己几天时间，看看自己当年茁壮成长的“电视”，体会车老师的恩德，延续车老师的教泽。
编辑此书，是促请心意相通的朋友想起自己的“车老师”，把所感所想写下来，印出来，让老师知道你一直由衷感谢他们，一直努力效法他们。
编辑此书，是提醒有志于从事教育事业的朋友，向自己的“车老师”学习，复兴发扬孔夫子开创的中华师道。
车老师的学生很多。他在南开大学任教多年，数不清有多少学生听过他的课和讲座，也数不清有多少毕业生在领取证书时聆听过车老师富有感染力的鼓励。车老师的著作有多少读者，更无法计数。听过车老师的话，读过车老师的书，感受到车老师对学生特有的情谊，因为对车老师心存感激而善待他人的，都是车老师的学生。
这本文集是车老师与他的学生的心灵聚会，既亲切，又开放。
人海茫茫，相逢是缘，欢迎你加入我们的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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