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兴华
回归24年来，香港在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建设等各个领域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践为香港繁荣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世界经济自由度2020年度报告》再次将香港评为世界最自由经济体，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稳固。在内地支持下，香港曾经渡过了亚洲金融危机、非典疫情和2008年金融危机的难关。在中央政府的支持和协调下，香港正在全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近两年受修例风波和疫情影响，香港经济出现下滑，但从中长期看，香港经济的恢复和增长仍然具有强大动能。粤港澳大湾区和“一带一路”建设为香港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也应该看到，香港政治经历了一些波折。反中乱港势力无视宪法和基本法，诋毁“一国两制”，不断挑起政治事端，甚至组织策划了违法暴力活动，损害了香港的社会治安和营商环境。这些乱局与反中乱港分子的推波助澜密切相关，尤其是一些在立法会等权力机构拥有公权力的反对派，他们在其中扮演了恶劣的政治角色。乱局暴露了香港民主政治体制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将“爱国者治港”原则法制化，将重塑香港政治生态。
第一，还原和贯彻“一国两制”的政治要义。“一国两制”的前提是“一国”，中央对香港拥有全面管治权和监督权，香港的高度自治是在中央授权下的自治，这是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制度框架。中央对香港常规治理活动并不干预。香港反对派对“一国两制”的理解和宣传完全偏离了其真正要义。反对派否定中央管治权，动辄指责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决定干预了香港高度自治。他们幻想的高度自治是没有“一国”前提的自治，是毫无拘束地走向港独道路的自治。他们的最终目的是搞垮特区政府，并寻求将香港变成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爱国者治港”原则事实上早已存在，只不过反对派要么选择性无视，要么宣誓后将这一原则的精神抛弃。意见分歧和争论实属稀松平常。但是立法会等机构中的反对派滥用其权力，对抗中央、排斥“一国两制”、勾结外部势力鼓吹港独，严重超越了民主政治活动的限度。调整优化选举制度，使不符合爱国者标准的人失去进入政权机关的资格，将解决拥有公权力者不为公只为私、不爱国只乱国的问题，使爱国爱港人士进入管治体系，正本清源，展现“一国两制”的真正要义。
第二，理顺行政和立法的关系。香港立法会由于反对派的“揽抄”已经陷入风雨飘摇的困境，行政和立法的关系被扭曲。由于反对派议员的阻拦和拖延，立法会有时处于停摆状态。香港立法会内务委员会反对派议员滥用权力，使本应很快选出的内务委员会新主席空缺长达七个月，导致包括经济民生在内的许多重要议程被长时间搁置，特区政府依法施政的努力被迫中断。揽抄派的真实目的是阻止国歌法的通过。2017年11月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决定，将国歌法列入基本法附件三。香港立法会据此进行本地立法是其应履行的职责。这些曾经宣誓效忠基本法和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反对派，无视责任和誓言，不惜破坏立法会的运作机制。立法会上，曾经出现过两位立法会议员在宣誓仪式上发表港独言论的情形，也曾经发生过反对派议员干扰行政长官宣读施政报告，导致立法会休会的事件。反对派试图瘫痪立法会，撕裂立法会和特区政府的关系，进而从特区政府手中夺取香港管治权。这是目前香港行政和立法关系陷入困顿的主要原因。即便特区政府宣布修例工作全面暂停后，反对派依然与特区政府持续对抗。香港并没有所谓“初选”的选举制度，反对派为了在立法会中获得更多席位，并最终能够在立法会上轻易否决特区政府议案，大搞非法“初选”。在这种运动中，看不到反对派有何为公为民的政治操守，显露出来的只有争抢席位和破坏特区政府施政的动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选举办法的完善，将使延揽爱国者共同治理香港成为常态，行政和立法的关系将大为改观，体制通畅必将助力共襄盛举。
第三，弱化激进政治文化。过度和无制约的自由为激进政治文化提供了土壤。在香港，激进势力有所谓自由宣传其理念的平台。面对国家管治权力，他们认为有所谓自由权利追求独立自治。自由观冲昏了他们的头脑，使其对国家、民族，以及中央与地方失去了基本的政治判断。激进政治主张更容易吸引追随者，尤其是青年人群体，这使追逐政治进阶的野心家抓到了赢得支持率和选票的“诀窍”。越激进越可能在无拘束的环境下获得政治胜利，于是鼓吹民粹和港独成了一些反对派和激进势力的捷径。对公众展开洗脑攻势无法满足激进政治参与者的欲望，动员和组织街头运动才是他们心目中的“真正政治”。政治声望、资历、影响力以及未来的政治前途是组织者的目标所在，至于香港的发展和前景，游行和暴力运动参与者的人生和命运，统统不在反中乱港势力考虑范围之内。他们设想的结果是通过与外部势力配合将事情闹大，引发国际关注，促使世界各国向中国施压，同时试图将激进运动引入内地。激进政治文化具有强烈的扩散性，因为组织者利用了人们恐惧的心理。那些立法会中的反对派议员因其身份和地位对民众具有特殊的号召力。反对派利用媒体和各种宣传手段，制造恐慌气氛，比如向民众宣称修例就是随意抓人到内地受审，导致大量不明真相的民众加入到激进政治运动中。青年人政治经历和社会阅历都较为匮乏，成了香港激进势力瞄准的主要对象。他们向大学生散布港独理念，打着所谓保卫香港和民主自由理念的旗号怂恿他们走上街头。一些政治观念仍十分稚嫩的中学生也被拉进运动队伍。一些青年人被反对派利用和操纵，走上暴力运动的前台。数字化时代，激进政治文化的传播速度惊人。暴力运动动员、谣言和极端主义观点在香港网络和社交媒体中随处可见，甚至有的网络媒体成为黑暴的指挥中心。香港管治体系剔除不符合爱国标准的人，将切断激进政治文化生长的链条，堵死靠反中乱港激进政治运动实现政治晋升的通道，弱化激进政治文化在香港社会的吸引力，让香港社会归于平静和温和。
第四，提升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内地和香港的合作交流有助于加强港人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中国是全球唯一从疫情中快速走出并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大国，展现出了令人瞩目的韧性和巨大潜力。背靠祖国，香港走出疫情阴影和恢复经济增长的前景一片光明。港人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的不断强化本应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但是反对派挑动港人“憎恨内地”“抵制国家”的情绪，甚至别有用心地将“中国人”和“香港人”并列提及。那些拥有公权力的反对派在媒体上发声，误导公众，磨蚀港人的“中国意识”和“中华民族意识”，并企图用香港独立意识取而代之。反对派的宣传让一些香港民众的认同出现混乱、障碍和迷失。尤其是香港青年人面临诸多民生问题，就业困难、房价高企、阶层固化等令他们苦恼。反对派诱导青年人将不满发泄到特区政府身上，进而攻击 “一国两制”和中央管治权，谋求建立独立政治实体以改变现状。问题的症结在于反中乱港分子进入政权机关，挑起冲突，歪曲事实，煽动情绪，利用社会矛盾制造认同分裂。选举制度的完善将使这些人失去政治资本，认同构建将走上正轨，港人心理上归属于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将随着内地和香港紧密的交往关系而得到提升。
第五，排除外部势力的干涉。拥有政治职位和职权的反对派，是外部势力干涉插手香港事务的重要棋子。外部势力勾结和支持反对派，推动暴力活动升级和蔓延，并且在国际舆论层面与反对派步调一致，提供舆论支持。反对派与外部势力内外串联，否定“一国两制”，美化暴力犯罪行为，给警方正当执法扣上“暴力执法”的帽子，对非法“占中”和修例风波等事件的报道违背事实，选择性裁剪和失明成为外部势力的惯用做法。选举制度的完善将使外部势力扶植香港代理人的勾当变为成本高昂的无用功。不论他们怎样提供支持，这些人都没有资格进入政权机关，无法占据重要公职，更不能利用职权合谋制造香港政治混乱。外部势力干涉香港事务和牵制中国的触角将被斩断。
“爱国者治港”并非不允许不同声音，只要是真正爱国爱港的为港人谋福祉的不同声音和不同意见都是正常的政治表达。“爱国者治港”是让公权力持有者的言行合乎身份、合乎法律。反中乱港势力误香港久矣，国人苦香港乱局久矣。而今箭在弦上，只争朝夕。
（作者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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