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0日，由华中师范大学主办的疫情与基层治理现代化高端学术论坛成功在线举行。与会专家分别从全球比较、历史经验、数据抗疫、舆情治理及地方实践等角度，就当前形势下如何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展开深入交流。本次论坛活动在哔哩哔哩平台进行了实时转播，吸引2万余人观看。
华中师范大学副校长彭南生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身处重灾区的华中师范大学立足人文与社科优势，迅速组织校内专家学者成立了“疫情、治理与现代化”专项课题组，围绕疫情防控与我国抗疫历史经验、社会应急管理、基层治理、在线教育、生理心理、社会道德、国际政策、抗疫精神等重点问题开展研究，积极参与咨政建言、社会服务，打响了一场特殊的学术战“疫”，在成果转化、培育优势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为取得疫情防控阶段性胜利提供了智力支持，贡献了华师力量。
民政部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司司长陈越良指出，疫情发生以来，民政部和地方各级民政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指导加强社区防控，开展系列高效行动。当前的社区防控工作已取得阶段性成效，但也暴露出城乡社区治理中的问题和短板，需要大家共同研究解决、提出破解之策，进一步凝聚推进新时代城乡社区治理创新的共识共为。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俞可平指出，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能力和防控效果集中体现了一个国家和地方的治理能力和水平，考验着一个国家的公共信息发布体制、政府应急管理体制、重大公共政策决策体制、政府官员问责体制、社会公共参与体制等。地方治理和社会治理将变得更加重要，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由于地方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差异而呈现出明显不同的防控效果。如何健全地方的社会治理体系，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将是疫情结束后推进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现代化不可忽视的重大问题。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包刚升基于全球化视角，以“全球抗疫的模式比较”为题，对比分析抗击疫情的中国大陆方案、东亚地区方案和欧美国家方案。中国大陆采取政府主导型的全封闭全隔离抗疫模式，需要思考在解除全封闭后如何走出灵活抗疫的新路。东亚地区采取兼顾抗疫与经济社会正常化的“精益管理”模式，欧美国家出于对疫情初期的错误认知，采取有限抗疫策略导致疫情扩散。不同国家采取差别化行动策略的原因，主要与政府治理能力、社会自治能力、医疗能力这三个能力变量及政体类型、央地模式这两个制度变量有关。
西北政法大学网络政治治理研究中心首席教授张爱军以“重大疫情反歧视的机制建构”为题，从“权利歧视、权利歧视悖论、权利歧视治理”三方面，论述重大突发疫情下的权利歧视及其权利悖论既有常态社会的普遍性，也有风险社会的特殊性。权利歧视是政治发展、经济繁荣、社会进步、文化提升的障碍，需要不断加强经济建设和生命伦理教育，完善公平正义的制度建设、契约关系体系建设、信息流动体系建设、应急治理体系建设来克服。
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陈文以“常态治理‘碎片化’与非常态治理‘动员化’”为题，指出本次疫情防控工作已取得阶段性成效，但也暴露出我国在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公共应急管理体系等方面存在短板，未来应注重常态治理“碎片化”与非常态治理“动员化”的协调转换。治理“碎片化”主要表现在权力结构、职能设置、责任分配、任务委派等方面，需要通过构建扁平化的城市治理体制、合理事权配置、优化责任追究制、完善社区行政事务准入制来消解。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余新忠以“瘟疫与人：中国经验的历史启示”为题，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文军以“流动时代的不确定性：新冠肺炎疫情灾害的爆发及其治理共同体的建构”为题，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樊博以“超大城市抗疫中的数据治理”为题，北京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孙宽平以“从疫情防控看我国当前城市社区治理中的问题”为题，东北大学文法学院院长张雷以“社区治理‘两邻理论’与中国式防疫模式”为题，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唐鸣以“当前全国社区信息化建设的现状、问题和建议”为题，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洪树以“党建引领 多元合作——成都小区抗疫观察”为题，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书记唐皇凤以“更好发挥党建在常态化精准疫情防控中的基础性作用”为题，分享了自己的思考。
北京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副院长包雅钧指出，本次论坛的议程设置针对性强，立足疫情与基层治理现代化领域，兼具包容性，体现出政治学、法学、历史学、社会学、管理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的交叉融合。论坛整体内容独具特色，国内为主、放眼国际，从制度、科技、文化、心理等各层面，结合多重理论、精准数据、特色案例、多种研究方法，多角度深入剖析国家制度建设、信息化建设、党的建设等重点议题，展现出专家学者们最新、最前沿、最开阔的学术思考。（光明日报全媒体记者夏静、张锐 通讯员王悦）
https://difang.gmw.cn/hb/2020-06/22/content_3392998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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