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丽红
自然界的异常对人类产生明显影响的是自然灾害，人身出现异常或相互传染则为疾病。疾病既是自然的一部分，也是自然环境变迁和人类演进的参与者之一。医疗史研究人类与疾病关系的历史，也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一部分。不过，由于疾病具有人与自然之间媒介的属性，医疗史研究真正需要处理的是人类、疾病与环境之间的互动，而非简单的人与疾病的关系。基于这种认识，环境史视角下的医疗史研究探讨的是历史上疾病与环境、疾病与人以及人与环境的互动，有助于我们更具体而全面地认识人类历史发展与生态环境变迁之间的互相影响，从而更好地理解疾病产生的环境根源，并找到恰当的应对之策。
那么，环境视角下的医疗史研究应该如何进行呢？南开大学余新忠教授以卫生史为例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他认为，卫生史与环境史不仅在研究旨趣上相当一致，而且在研究内容上也有很大的交集，故而，从环境史的视角来说，从卫生史的角度切入来探究人与自然的关系，当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研究路径。此外，他提出医疗史研究应当引入生态意识，从而有利于发现关乎人类疾病、健康和医疗的文化内容的环境因子。
进一步来看，当我们从人类医疗活动的角度去探究人类、疾病与环境之间关系时，就会发现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学术意义可供挖掘。首先，疾病是人与自然互动的结果，为了明确疾病产生的原因，人类需要去探究疾病究竟源自人类对自然的开发，还是自然条件的异常变动。其次，人类为征服疾病就必须了解其产生的自然根源，然后想方设法去控制自然和改造自然，以达到人与自然的再平衡。再次，自然突发的疾病，尤其是传染病，对中国的历史进程有着重要的影响。最后，人类征服疾病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社会的活动方式，以及人们对待环境的态度。由上可知，中国医疗史研究的内容与环境问题密切相关，可以视为环境史研究的一个部分，讨论的是历史时期人类医疗活动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
长期以来，中国医疗史基本属于医学和公共卫生学界的研究领域。直到1990年代，海外学界的医疗社会史研究受到关注，历史学研究者才参与其中，拓展了研究视角和方法，开辟了医疗社会史和医疗文化史研究。及至今日，中国医疗史研究虽涌现出不少研究成果，但其在史学界仍是一个小众甚至边缘的研究领域。由于医疗史仍在发展过程中，笔者仅根据研究主题，将这些成果大致分为四种类型，做一简要介绍。
第一类以历史时期疫病的时空分布为主题。其研究理路在于力图绘制出中国历史上的疾病在时间和空间的分布状况，并力图揭示出其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龚胜生对两千多年来中国历史上的疫病有着系统的研究，主要观点有：近2000年来，由于人为因素和气候变化，我国瘴病的分布范围有逐步南移的趋势；关于中国历史上的疫灾分布，魏晋南北朝与明清时期是发生的高峰期，与社会的治乱相关，在千年与百年尺度上，疫灾的多少与气候的冷暖成正相关；在疫灾的空间方面，城市多于乡村，区域开发过程与人地关系演变对疫灾发生有重大影响。张剑光、邹国慰总结了两汉疫情的特点是王朝后期较前期增多、与行军作战紧密相关、乱世发生频繁、高发区域在南方和东部地区以及与其他灾害相伴而行。梅莉等学者对明清时期的传染病展开研究，认为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灾荒与战争、山地开发、流民移动是影响明代传染病地理分布的基本因素。例如，明清时期的瘴病分布与变迁，除与气候本身的变化有一定的关系外，与人口增长、土地开垦、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改变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而恶性疟疾分布区的日益缩小，正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从而使自然环境优化的反映。范家伟以古代岭南为例，考察了地理环境与疾病及其认识方面的密切关系。
第二类以考察疫病传播防治史为主题。余永燕分别考察了中医眼科、喉科发展简史及猩红热病史与防治，詹绍琛考察了福建鼠疫，詹心如、王文华概述了青海省以染疫藏羊为传染源的人间鼠疫流行史，徐建云介绍了人痘接种术发展简史。这类研究人员大多是医务、卫生防疫工作者，重视历史经验对当代疫病防治的作用与意义，很少注意结合自然环境与社会变迁展开分析。赖文、李永宸则从环境的视角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他们以现代流行病学为指导，并结合中外文献，联系到东汉末年的气候转冷，推断这种流感应属寒邪所致，从而认为东汉建安年间的疫病流行是流行性感冒。他们还将清代岭南瘟疫流行放在地方社会进行考察，分析瘟疫的种类和分布与人口增加、兵乱、经济结构及中外交往等因素之间的关系。有研究者注意发掘传统疫史典籍史料，讨论这类史料的研究方法与价值，评估中华传统医学在世界上的地位与影响。
第三类研究的主题是探讨疫病与生态环境、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这类研究强调人类活动的影响，旨在揭示出人类社会、疾病与生态环境之间的有机联系。余新忠以清代江南瘟疫为中心的系列开创性研究引人注目。《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书最具代表性，详细考察了清代江南瘟疫的社会生态背景、时空分布规律以及社会各界的应对策略，将疫病研究与社会变迁有机地联系起来。曹树基和李玉尚对明清以来鼠疫的研究，也是该领域的典范。曹树基通过分析明代万历、崇祯年间华北鼠疫大流行情况，探析了其与生态环境、人口变化等方面的关系，指出明末华北社会变迁可视作生物圈变迁的一部分，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李玉尚、曹树基考察了鼠疫在和平、战争时期的传播情况，认为战争期间生态环境受到强烈干扰，人口大量流动，加速了鼠疫传播，因而战争也是一场“生态灾难”；鼠疫流行模式的异同反映了各地社会结构与生态环境的异同；社会转型不仅仅是一个社会概念，而且是一个生态概念；近代中国的变迁，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的变迁。李玉尚还具体考察鼠疫在部分地区流行情况及官方、民间的防治措施及其变化。杜家骥考察了清代天花病的流行及防治，并以皇族为例，探究其影响及防治措施。
第四类以人类对抗疾病的卫生史为主题。近代卫生史研究不断涌现，其数量过多，仅择要列举于后。曹树基较早关注到公共卫生的问题，他不仅梳理了《申报》对1894年香港鼠疫期间的防疫及卫生行政的相关讨论，而且以1918年山西鼠疫为例，通过防疫举措揭示出当时公共卫生的状况。胡成对近代公共卫生的一系列研究极具国际视野，以事件史为中心，对各地的公共卫生发展做出了社会文化史、政治史的解释。余新忠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对清代的卫生概念、环境和用水卫生、粪秽处置、卫生检疫、卫生行政与身体控制等一些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杜丽红从国家与社会的视角，梳理晚清到民国期间北京公共卫生制度的变迁与人们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对北京的饮水清洁、垃圾收集处理、粪便经营等卫生的多个面向进行了具体研究。张仲民从书籍史和阅读史的角度全面而系统地梳理了晚清“卫生”书籍的出版状况，探讨了出版与文化政治间关系以及晚清政治文化的形成。
（作者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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