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尔康
我痴长刘泽华几个月，比泽华早两年到南开大学历史系求学，本应为“学长”；泽华入学一年，学识、为人受到师长欣赏，提前留系担任教职，一年后我亦留系，同在中国古代史教研室，自此我经常在学术上向泽华请益，泽华真正成为我的学兄了。其时教研室有十位同仁，四位是我们的老师，那时被称为“老先生”，我们六人是为“青年教师”，孙香兰学姐的任务是讲授先秦史，与泽华的教学内容相同，有一次她对我说刘泽华有才，表达出佩服的心情，我有同感，因此在学术上愿意同他交谈。上世纪60年代前期，他不时安排我们写文章，我写出初稿，请他提意见，总是郑重对待他的建议，进行修改。
70年代初工农兵学员入学，泽华主持编写《中国古代史》教材，分配我写明清史部分，教材大约于1974年铅印面世，因封面是黄色的，我们称作“黄皮书”。及至恢复高考，泽华再度主持教材的编写，教研室的杨志玖师、王玉哲师、杨翼骧师加盟，他问我的志向，我表示“黄皮书”写了明清部分，不想重复，于是改写东汉史。泽华联系好人民出版社，由该社出书，为了能让编写者集中精力写作，泽华又同出版社商妥，编写组成员进京，入住人民出版社腾出的房间，这里既作为我们的办公室，又是宿舍，泽华为我们全身心地投入写作创造了条件。新的《中国古代史》于1978年、1980年分上下册面世，此次封面是蓝色书皮，故为“蓝皮书”。在编写之前，泽华拟定了原则，一项是重视考古发掘和文物的史料价值，尽量将有关资料和观点融入书中，为此要补课，充实自己的知识，于是派遣负责文物配图的傅同钦和我外出学习；另一项编写原则是突出农民战争史，要求书中予以专章的地位，是以我写东汉和黄巾起义两章。讲义由泽华负责组织创作，其功不可没，我至今对他怀有敬意。
泽华在《八十自述——走在思考的路上》未梓刻前的修改阶段，将改革开放初期他参与史学界解放思想研讨活动的回忆内容以及涉及我的内容用电子邮件发送给我，让我看看有无记忆失误的地方，我本来知道他在京中的一些活动，读了之后，更加获知他对于史学界思想解放的作用。
泽华原来重视农民战争史，改革开放后他在反思，希望对历史上农民对立面的地主有历史性的全面了解，于是同《历史研究》杂志社、云南大学历史系商妥，三家联合举办“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研究”学术讨论会，为此1982年在昆明开筹备会，泽华让我代表南开大学去参与筹备。次年在昆明举行了规模甚大的研讨会，会后他编辑会议论文成《中国古代地主阶级研究论集》，我亦参与部分编务，1984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印行。
泽华担任历史系系主任，有着与众不同的特点，做职称晋升工作，粥少僧多，怎样才能做到公正、公平？他想出量化科研成果的方法，凡申请晋升的教师申报发表论文著作情况，以此作为衡量晋升的条件，免得讲人情、走后门。这种办法很快在南开大学推广。泽华的办法施行得早，有其独创性。量化法在其实行初期是好方法，不过法久弊生，今日理所当然遭到诟病，不过与泽华就无关系了。
泽华仙逝之后，《今晚报》连续刊登他的四篇遗作。这些文字令人感到作者是和着泪水写出来的，呈现出一颗赤子之心，是关心民族命运、国家前途的真正爱国者、思想者的表现。
2010年2月11日，泽华领衔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把国学列为一级学科不妥》的文章，认为“独立学科一般要有特色鲜明的历史积淀、知识系统、理论构架、研究方法和课程配置等。同时，还要充分考虑选择本学科的学生在毕业后能有相对稳定的出路。凡此种种，都需要认真研究和深入论证”。这篇文章我是署名人之一。
泽华虽已撒手人寰，但他的学术著作、他的批判王权主义的创识，由此形成的学派，必将一如既往为在思想上清除尘世的污垢起到积极作用。泽华，你走了，不，没有走；你的学术思想永留人间，永存于我的心田，你我的友谊将伴我终身！（作者系南开大学荣誉教授）
http://epaper.jwb.com.cn/jwb/html/2019-12/23/content_15361_208570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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