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德弟
佣书业为何兴盛于魏晋至唐末五代？多种原因所致。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思想相对开放、文化多元的一段时间。魏晋以降，玄风劲吹，道佛日盛；隋唐行科举，催生众多人才，有思想的著书立说，阐述对社会、人生的看法；有技艺的赋诗属文，工书丹青，尽展其才——杰作频诞，弘道传学。著述的丰富，社会各方的需求，庞大的书佣队伍，纸写书的便利，所有这些，使得佣书业兴隆。
首先是官藏之需求。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官藏传统、史鉴自觉。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动乱，隋唐再统一，使执政者需要借鉴资治，故此一时期，无论是汉人还是少数民族建立政权后，皆有求遗书于天下之举措，这在《隋书·经籍志总序》中有明确记载。
其次是私藏之需求。孔子是我国有文献记载的第一位私藏家。之后，私藏缓慢发展，主要因简策编写不便，汉末蔡邕藏书始达万卷。到了魏晋至五代，出现了大发展，据笔者统计，藏书上万卷至几万卷者，就有六十余人，如萧齐崔慰祖聚书万卷，邻里少年常来借阅，萧梁学者任昉有书万余卷，政府无者昉家核取，撰《宋书》之沈约聚书二万卷，而昭明太子有书三万卷，隋朝学者许善心家藏万卷，唐代大藏书家徐修矩插架几万卷，李泌积书三万余卷，苏弁聚书三万卷……不胜枚举。
再次，寺观藏书之需求。自佛教入中国、道教诞生后，于此期急遽发展，由于执政者信佛崇道，遂使众多百姓为僧为道，加上在家修道的居士，前后达上千万，如人手一册佛经道典，数量相当可观；寺观林立，每座寺观皆有藏经阁庋书，以备僧道修览，时有专为寺观佣书者。刘宋时的陶贞宝专为道观抄写道经，“一纸直价四十”，而北魏人刘芳专为寺院抄佛经，“常为诸僧备写经论，笔迹称善，卷直以一缣，岁中能入百余匹，如此数十年”，他俩皆因写得一手好字而多获佣金。当时似他二人者不在少数；亦有雇人抄经捐献者，如陈朝徐孝克，官至尚书，崇佛，所得津税，雇人写经，尽捐庙宇。自魏晋迄唐末，书佣所写佛经道籍数量巨大，多于“六经”数十百倍，才有后来《大藏经》《道藏》的诞生。
另外，为营利，书商雇人大量抄书，或设书肆出售，或沿街贩卖。当时在西安、洛阳、南京等大城市，书肆多有，这里有自抄自卖者，更多的是书商出资，雇人抄售。再加之私学和官学的发展，培养出大批文化人，他们入仕前，多从事过高雅的佣书活动。另外，自蔡伦改进造纸工艺后，纸写书有诸多方便，此期恰是以纸代简、又多方需求时期，诸多条件互相作用，是佣书业兴隆千年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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