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古籍中，佣书者有不同称谓，如“书人”“书手”“书工”“经生”。他们都是贫民，因被政府、私人和寺观所雇抄书，故统称为“书佣”。他们是佣书业的主力军。这些人有文化，书法佳，靠此一技之长养家糊口。他们是我国早期的图书批量生产者。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书佣受雇抄书在文献中频现。在南方，前文提到三国时的阚泽，住在今绍兴，为人佣书；还有刘宋的陶贞宝，今南京地区人，因家贫“以写经为业”；与之同时，今常州人余齐民，少有孝行，“佣书以养”；再有萧齐的周山图，居于今宜兴，少时贫微，“佣书自业”，又有萧梁的沈崇傃，今湖州人，“佣书以养母焉”；同时代的朱异，今杭州人，“居贫，以佣书自业”。
在北方，北魏人刘芳，因战乱流落今山西大同，处穷窘之中，“昼则佣书，以自资给”；与之同时的崔光，亦随父迁徙至此，家贫好学，“昼耕夜诵，佣书以养父母”；又有房景伯，出生于今山西，家贫，“佣书自给，养母甚谨”；崔亮亦流落山西，“居家贫，佣书自业”；蒋少游被俘至平城（今山西大同），“以佣写书为业”。
西部长安（今陕西西安），东晋时有张肇，年少家贫，“以佣书为业”；隋初，居于长安的沈光，甚贫窭，“父兄并以佣书为事”。东部齐鲁大地，萧梁时有王僧孺，少时家贫，“常佣书以养母”；同时人中原新野的庾震，双亲去世，无钱安葬，佣书营事，至手残而获济。
隋朝建立后，召天下书佣，写秘阁藏书每种五十副本；盛唐时期，政府养着“楷书手”近百人，并随时招募。另外，近代发现的大量敦煌遗书写本，更是那时书佣辛劳的遗作。从文献记载看，当时书佣比较容易寻到雇主，且收入不菲。他们较为辛苦，整日抄录，冬日呵寒，夏日挥汗，忍耐烦寂，竭力抄好，以博得雇主多予酬金。
这些书佣将当时文献化一为百，批量复制传播，既嘉惠学人，促进文化交流，亦使这些珍贵古籍传至“雕印时代”，从而传承至今。书佣是传播书籍与文化的伟大使者，是传承中华文明的历史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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