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我所撰写的《1949：国事和家事》在《今晚报》讲述版发表后，引起了与我家相关、不相关的读者的关注。感慨、怀念、关心、联想……条条信息让我意识到：只是因为我的家事和伟大祖国的变革联系在一起，才可能引起朋友们的关注，才可能激荡起我们的家国情怀，激励我们把父辈的追求传承下去！于是，我又打开电脑翻看资料，走访亲属，决定把我的“国事和家事”继续讲下去。这一次，我的讲述聚焦于与我家有关的“三剑客”。
北大结缘
《三剑客》，又译为《三个火枪手》，是法国作家大仲马的著名小说，后引申指三个志趣相投的朋友。本文中的“三剑客”讲的是照片（图③）中的三个人，右起分别为谢渝生，我的继父；马野，我的姨夫；赵滴土，继父和姨夫的挚友，我们称他赵叔叔。
这张照片是什么时间照的？从站在后排的马野左胸佩戴的标志来判断，大约是三人在河北省泊头镇解放区时所照。因为此时他们都被编队并佩戴上了番号，开始准备进城。
三人结成好友的缘分，要从北京大学谈起。1946年至1947年，谢、马、赵三人相继考入北京大学，因同在校篮球队打球而相识。马野原名马俊化，是北京大学法律系的学生，因弹跳力好在球队里打前锋；赵滴土是医学系的学生，因个子高打中锋；谢渝生是外语系的学生，他打的是后卫。三人当年配合默契，势不可挡，跻身北京大学篮球队“五虎将”行列。
但“三剑客”并不仅仅因篮球而结缘，成为一生的挚友还有更深的缘分。继父谢渝生早在进入北大之前就已倾向革命，他从国民党海军逃跑考入北京大学，于194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地下党员。遵循中共北方局在进步学生中发展城市工作骨干的指示，谢渝生以球交友，把马野和赵滴土团结在一起。马、赵二人都加入了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民联”，之后因被国民党特务盯住，三个人又分别秘密地转移到了解放区泊头镇。
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北大篮球队的“三剑客”在解放区重逢，心情更加晴朗。在晴朗的心情下照张相片作为纪念，颇具“桃园三结义”的戏剧效果。照片中的三位英俊青年，每个人脸上都显露出对人生的自信和对未来的憧憬。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三剑客”随解放军进入天津市，成为后来在干部级别评定中最年轻的“进城老干部”。继父因为有海军军舰服役的经历，被当时主管公安工作的万晓塘同志“钦点”到天津市公安局，负责枪械管理工作。马野被分配到了天津日报社当记者，后来长期跑工业企业。赵滴土则被分配到了河北区政府，在当时天津市政府三区公署办公室工作。新中国的城市建设，激发起年轻学生干部们的无限潜能，他们使出了全身解数，投身于实现伟大理想的工作之中。
巧结连襟
“三剑客”进城后，在各自的岗位上勤勤恳恳地工作，晋升、成家、生子等人生大事相继来临。在潮起潮落的人生常态中，“三剑客”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进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家庭关系，使我们这个在芸芸众生中并不起眼的家，又生出了一些传奇色彩。
首先是我的小姨李淑云与马野结为夫妇，“三剑客”之一成了我的姨夫。李淑云是我母亲李立的胞妹，从小古灵精怪，清丽脱俗。天津解放前夕，她帮助姐姐李立掩护南开大学进步学生向解放区转移，自己也加入了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民青”。姐妹俩既是亲人也是战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小姨在南开区一所小学教书，同时担任学校的团支部书记，在参加团市委组织的活动中结识了马野。两人郎才女貌，又都是青年团干部，于是便在1951年喜结良缘。婚礼的主持人是《天津日报》时任总编邵红叶。
1955年我4岁时，生父辛毓庄在肃反运动中含冤自杀。我和相差一岁半的妹妹住到了小姨家，由姥姥看护我俩和小姨的一双儿女。在我幼年的记忆中，姨夫在多伦道天津日报招待所后院的住所和宽敞的院子，就是我们的乐园。回想起来，小姨和姨夫在我们失去父亲的艰难时期，为我们提供了足够的爱，使我和妹妹的童年没有因丧父而受到任何伤害。感谢小姨，感谢姨夫！
然而，感恩不止于此。小姨和姨夫为我家所做的另一个贡献，是带来了继父谢渝生，让我们有了真正的父亲！1957年某天，谢渝生从北京海军司令部来天津出差，顺便来老友马野家看望，正巧和下班回来的我母亲李立打了个照面。这一照面，二人便一见钟情。不久，继父和母亲结婚，跟着我们母女三人过起了京津两地的颠簸生活。直到我弟弟谢思红1961年降生两三年后，组织上才把继父调回天津，在海军司令部设在天津的航海保证部工作，解决了他和母亲两地分居的问题。
在谢、马两家巧结连襟的同时，赵叔叔和刘淑珍阿姨也喜结良缘，随后生下赵博、赵茸一儿一女。刘阿姨系天津人，祖上曾创办企业，家道中落后进工厂做工。1950年2月，因工作积极能干调到河北区政府做文书工作，在此期间与赵叔叔相识，恋爱结合。
20世纪60年代初期，挚友三人各自组成家庭，生儿育女，忙于工作。虽然遭遇三年“自然灾害”，但作为国家干部，子女又少，生活还是较一般家庭略胜一筹。
共渡艰难
平静而稳定的生活被1966年爆发的“文革”所打破。我和小姨两家的大人相继因各种问题被造反派揪斗、抄家并关进“牛棚”。最早是姨夫，而后是母亲和小姨，最后是继父。
1968年春天某日，揪出“方（放）马（野）” 集团的大字报贴满了天津日报社的院子。一个臆想出来的“反革命集团”的大帽子压在姨夫头上。造反派对姨夫实行了单独监禁，并进行了非人道的残酷迫害，不仅把他一家老小扫地出门，还对他施以种种酷刑逼供：熬鹰、毒打、弯腰、皮带抽、把1000张报纸挂在脖子上……虽然熬过了严酷的逼供信，但用大头针扎指尖的方式却令姨夫感到了难以忍受的疼痛。于是他开始动脑筋，不再与造反派硬顶，而是采取了“屈打成招”之计，承认自己在1949年元旦到北京去开了所谓“特务”的会。造反派获得了这一“口供”异常高兴，以为抓到了姨夫的要害。可是当造反派“提审”当时天津日报社记者李夫（后为《今晚报》创办人、总编辑），要他证明姨夫当时“不在”解放区时，却得到了如下“证词”：
造反派问：“1949年元旦，马野是否在胜芳解放区？”
李夫答：“在。”
造反派又迂回问：“你们元旦吃的什么饭？”
李夫答：“大米饭、炖肉。”
造反派问：“吃饭时有马野吗？”
李夫答：“有。”
造反派问：“你有什么事实根据？”
李夫答：“那天到开饭时，饭没熟，我们一帮青年记者等得不耐烦了，一起用筷子敲碗，在敲碗的青年中就有马野！”
造反派暴跳如雷：“你给我滚！”
其实，招供1949年元旦那天去北京开会，正是姨夫和造反派斗智斗勇的计策：既然你们非要让我承认莫须有的“特务”会，那我就说一个时间，让所有的人都可以证明我没有去北京。
几十年后的今天来看姨夫被打成特务集团的这段公案，颇有些港剧的无厘头味道，但它却反映出“文革”对人性的扭曲和正人君子的无奈。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仅凭一番“鬼话”和“莫须有”的罪名就可以置人于死地，这不能不成为我们这个具有五千年文明而又正在进行伟大复兴民族的历史警钟！
1968年6月，我响应号召到内蒙古五原县插队落户以后，母亲和小姨也相继被造反派揪出，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母亲被剃了头，小姨家被抄，而且统统被抓进牛棚。继父谢渝生所在部队开展“文革”稍晚，但也未能幸免，他因“地主出身”和“反对江青言论”等问题也被关进牛棚。至此，谢、马两家已没有大人。五个孩子最大的15岁，最小的只有7岁，扎堆住在一起，靠每月去继父所在单位领取一个人的工资度日。
家里没了大人，孩子们的生活很不安定。大一点的孩子常常被要求参加游行等政治活动，我的小弟谢思红瘦小羸弱参加不了，常常一个人在家担惊受怕。一天，一个戴着大口罩的人来家敲门，说是孩子的老师进行家访。其实，这个人是赵叔叔的妻子刘淑珍阿姨。当时，赵叔叔因为“靠边站”而被下放到工厂，刘阿姨因为是工宣队成员，二人均未受到关押。在得知谢、马两家大人全进“牛棚”，5个孩子没人看管后，两人十分担心，于是刘阿姨便前来探望。
为掩人耳目，刘阿姨戴着大口罩进门。门口有人盘问，刘阿姨机警回答“我是孩子的老师”，这才得以进屋。刘阿姨的探望给当时处在动荡生活中的孩子们极大的安慰，以至于几十年后进入老年阶段，“大口罩刘阿姨”还是家庭聚会时我的弟弟妹妹常谈的趣话。
尽管身处动荡时期，“三剑客”各家还是保持了乐观向上的积极态度。小姨虽身受限制，但仍积极争取早日回家照顾孩子，并幸运地回到了“文革”前所住的天津日报宁夏路宿舍。当她回到家中，发现造反派虽然把家抄得家徒四壁，但是放在走道里的一把破椅子却仍然安在，不禁心中大喜，顾不得其他，一步扑向那把破椅子。原来临近被抓时，小姨在那把破椅子里藏了继父的2000元存单。现在看来这笔存款数目不多，但在当时却是两家人重要的生活保证！
“文革”期间，赵滴土被下放工厂劳动，他不声不响地学会了车钳洗刨各个工种。妹妹谢思津刚参加工作时，赵叔叔送给她一把自己用车床车的小榔头，鼓励她在工人的岗位上好好历练。
再创佳绩
1978年改革开放后，“三剑客”均已年过半百，但理想和斗志并未泯灭。他们来不及擦拭“文革”带来的累累伤痕，便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投身于改革开放的热潮之中。
谢渝生：海运公司副总经理。1976年继父转业，进入天津市轻工业进出口公司工作。从部队干部转到地方干部，级别和待遇都不如以前，而且从事的不是同一类工作，但继父没有抱怨，在公司办公室主任的岗位上踏踏实实地干起来。1980年，受市政府之命，继父参与组建天津市海运公司，成为天海公司的奠基人之一，直到1993年在常务副总经理职位上办理了离休手续。离休之后，继父又被返聘回公司，担任常务副总经理，一干又是五六年。
赵滴土：“活地图”区长。在1980年召开的河北区人代会上，赵滴土被选为河北区副区长，其“活地图”的称号便在此期间叫响。1983年5月，赵滴土奉命调任红桥区，先任代理区长，后经人大选举成为区长。区长任届期满后，转任红桥区人大常委会主任。1991年在该岗位上离休。
早年的红桥区是一个老工业区，街道狭窄，居民居住条件差，区政府的办公地点更是分散难找。为解决这一问题，赵滴土在担任区长期间，大胆地制定了改造政府办公地点的目标。在他的领导下，红桥区没有向市政府提出任何条件，就让政府和人大两院大楼在子牙河畔勤俭道两侧拔地而起，成为当时红桥区的一个标志性建筑。
1991年以后，赵滴土退而不休，被聘为天津市政府咨询委员会成员。照例，他可以继续使用公车，可是他坚持骑自行车或坐公交车到市政府开会，直到病重。
马野：城市经济专家。改革开放前夜，姨夫已经落实了政策，返回新闻岗位，他决心改行到实际部门去闯一闯。1984年，他调任天津市计划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经济研究室主任，后又开始创建经济研究所并担任所长。1985年，马野出任天津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并被聘为市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他在国内最早开拓了中心城市问题研究领域，曾连续在报刊上发表了20多篇城市经济学术论文。他牵头撰写的“城市经济问题探索”和“中心城市的理论与实践”，获得天津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被认为是我国城市经济学重要论著，受到国家经济领导部门和全国经济理论界的好评。
改革开放给“三剑客”带来了新的活力，三位挚友的心情又如当年在解放区相遇时无比晴朗。赵叔叔的长子赵博清楚地记得，每当谢、马两位叔叔来到家里，赵叔叔总要到附近的“三德元”糕点店去买4元一瓶的茅台酒或者3.3元一瓶的五粮液酒。“三个人总得喝下两瓶白酒。”赵博感叹说，“那真是聊不完地聊呀！”
是啊，三位挚友聊的是他们的人生！从青葱岁月，到献身革命；从春风得意，到身陷牛棚；从重出江湖，到事业顶峰……一晃几十年过去，太多的经历、太多的感慨、太多的感悟，一次聚会，几次聚会，又怎能聊得尽呢？
魂去来兮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就在姨夫作为城市经济问题专家，为天津市的发展大展拳脚之时，可恶的病魔——肺癌却悄悄地向他袭来。同样谁也没有料到，在姨夫之后，赵叔叔和继父分别于1995年和2003年相继去世，病魔同样是癌症！
1988年5月，姨夫发现痰中带血，利用会议空隙到专家门诊就医，谁知一下子被呼吸道专家“抓住”，带他到附属医院做了一系列化验检查，5月下旬确诊为中心型肺癌。从1988年6月1日住院到1989年5月19日，不到一年的时间，他便阖然长逝。
姨夫在病中以顽强的毅力和乐观的情绪配合医生治疗，从未绝望过。只要病痛稍轻，他就把所内的同志叫到医院研究工作。在他心中，只有工作和事业，对家人却没留下遗言。姨夫去世后，小姨在整理遗物时，才真正懂得了什么叫“两袖清风”。姨夫没有留下财产，只有两柜书籍、一些文件及他所写手稿。看到“文革”后他为一些老同志写的证明材料底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姨夫的耿直为人，他襟怀坦荡，以诚待人，朴实无华，这也是那些与他一起成长的老同志视他为知己的原因！
1993年的一天，市政府咨询委员会的司机偶然发现赵叔叔上车的腿脚非常吃力，建议他到医院照相看看。结果二附属医院的核磁共振显示，赵叔叔已经是肺癌脑转移了。尽管家人想尽一切办法为他治疗，但终究未能挽回他的生命。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赵叔叔想到的不是别的，而是不要多花医药费，不要多给政府增加负担。联想到他生前严词拒绝哪怕一兜鲫鱼或一个小煤油炉的“礼物”，我们不禁感叹，赵叔叔真的是把共产党的优良作风看成了自己灵魂。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都在坚持着这一灵魂的纯洁，不肯让她有一丝的尘埃。
2003年3月12日下午，继父在体检中发现结肠肿瘤，两年后不幸去世。全家老小怀着无限的悲痛送走了那个养育我们、陪伴我们、教育我们的人。继父是一个坚定、执著而又爱憎分明的人。离开人世时，人们都说，谢老是一个廉洁奉公、坚持原则、刚正不阿、大公无私、保持晚节的党的好干部。
在中华民族动荡的年代里，“三剑客”为追求真理而在北京大学相识，又为了崇高理想而共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尽管他们的一生经历了不少曲折坎坷，也都演绎过各自的悲欢离合，但是他们无怨无悔，因为他们把一生都贡献给了理想，贡献给了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正因为如此，作为后辈子孙的我们，不仅要因他们而骄傲，还要以他们为楷模，把他们献身理想的情怀作为家族基因，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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