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离津门故里，只身留在端木蕻良先生描述过的科尔沁大草原，但我并不感到孤独。一本薄薄的小说朝夕相伴，就好像跟着父亲当年的脚步，我也在民族的“田野工作”之中，周围生疏的一切，都变得那样新鲜、亲切。夕阳下，浓香的奶茶伴我在文学道路上慢慢起步，我知道，此刻，南开园白杨楼父亲的书斋中，一定有一株老米兰氤氲的香气伴随着年迈的父亲，在科学的圣坛里耕耘。花香中，父亲一定是全身心地投入，甚至顾不上抬头看看那株老花，嗅一嗅她那深情的暗香。当我在1991年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从没想过我会为寻找父亲的处女作《童时回忆》经历那么多曲折。

　　湖南女婿和京派小说

　　记得那个夕阳散漫的傍晚，白杨楼窗外的残红抚着父亲疲惫的双肩，余晖在老花镜上跳跃。父亲从浩帙的文稿资料中抬起头，捏着一纸信笺问我：“你知道‘京派小说’么？我怎么也成了‘京派’？”原来，人民出版社编了一本《京派小说选》，其中选了署名邢楚均的一篇《棺材匠》。小说发在三四十年代的《文学杂志》上，编辑们对作者所知不多，后来还是汪曾祺先生说，好像南开大学的邢庆兰教授了解。于是出版社把信寄到南大来打听。母亲笑了，用长沙话说：“那是你伢(长沙人称父亲为‘伢’)向我献‘殷勤’时写的，笔名不是怪里怪气的么。”转而又对父亲说：“你又不是我们湖南人，什么楚不楚的。”提起父亲的小说，提起心灵中的往事，父亲也露出了笑容，道：“是啰，在西南联大教书时，我和周因梦一起去看沈从文，沈先生不是就叫我‘湖南女婿’么！”大家都笑了。沈先生是从沅水走出来的，父亲正是在沅水边的小城里结识了母亲，而我出生后，父亲为我赐名就叫“沅”。一条沅水，就这样联起了几代人的深情。沈先生很喜欢父亲的小说，在文章中专门提及。

　　父亲大半生沉浸在他自己心中那片语言学的圣土之中，生活的其他一切，饮食娱乐，甚至家庭，都被“淡化”了。其实父亲也苦，除了倾注他全部心血，而在我看来，似乎是那么枯燥无味的语言学之外，白发苍苍的父亲，几乎把一切都割舍了。为了中国的语言学，他关闭了自己生活中其他所有的门扉，默默地、孤独地，在那荒寒艰深的高原上孜孜耕耘，唯怀一腔浓烈的深情。其实，父亲并不是一个呆板单一、孤僻无趣的人，他原本有许多爱好：滑冰、游泳、打网球、拉小提琴……他收藏过古币、祖国各地的小石子。和阗石、海兰江石、大青山石、太湖石、泰山石、雨花石……都曾带着我和哥哥遥远的祝福，在父亲书柜的小玻璃杯中低低诗吟。父亲年轻时还好下棋，按琴度曲；他的诗词也写得好，书法不从一家而颇具赵(孟頫)风。甚至，最初他的专业方向，似乎也不是语言学。姑姑曾说：“你大他中学毕业原本是要去当海员去的。”

　　写小说，也不是父亲人生路上的第一次选择。父亲在安庆第二模范小学最爱听的，是何世伶先生的地理课。何先生爱孩子，课也讲得好，山川形势，都邑人文，都是父亲闻所未闻的。当何先生他讲到杭州西湖，就给大家介绍南社，讲南社通晓英、法、日、梵文，身世飘零，墓葬西湖，诗又写得极哀感顽艳的僧人曼殊，还讲他去凭吊曼殊墓的情景，并且背诵他自己作的凭吊诗。他没有用传统吟唱的腔调，只是自然地、有节奏地朗诵。父亲在回忆中写道：“全班十多个小孩都静静地听着，沉思着。我第一次沉浸在诗的境界里，也第一次领会到中国语言的音乐性。”

　　父亲的处女作

　　1932年，父亲考入安徽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安大”前身是清末革命人士江彤侯创办的安徽公学。许多文化名人都在此任教，如严复、刘师培、陈独秀、柳亚子、苏曼殊等。第一任校长是刘文典。安大学生闹学潮他被蒋介石召见，而他对蒋拒称“主席”，只叫“先生”。气得老蒋将他拘押革职。我父亲入校时校长是程演生，国文课是陈望道先生教，《文艺思潮》《文艺习作》是许杰先生教。将上三年级的时候，父亲觉得应该有个专业方向了，便向先生们请教。许杰先生和陈望道先生都力主父亲搞文艺创作。于是，父亲儿时的往事一齐融入笔端，产生了父亲的处女作——《童时回忆》。严格地说，《童时回忆》还算不得完全的小说，在《太白》刊发标注的栏目也是速写。《童时回忆》只是父亲在二位先生指导下的一篇习作。由于望道先生离开安大回上海办《太白》杂志，随身带走了这篇《童时回忆》，也使得它发表于1935年《太白》第二卷第四期。这便是父亲与小说结下不解因缘之始。

　　说起父亲的处女作，不得不提一段往事。父亲在他的自述中多次提到他的处女作《儿时回忆》，我们以为发表时的名字也是《儿时回忆》。我的姑姑邢佩芳在她的回忆录中曾说，哥哥上学时写的文章，国文老师赞不绝口，称颇有鲁迅笔风。看一眼这篇小说便一直横亘在心底。然而各大小图书馆均无收藏，多年来我多方查找终无所得。最近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得知有人手中有此宝贵史料，几经辗转终于寻找到她。她说：“你们都搞错了，文章名字题目是《童时回忆》，而且署名是‘兰生’。”我急不可耐，连夜通读父亲的小说。灯下读罢《童时回忆》顿时惊呆，没想到父亲处女之作，下笔就竟然如此圆润流畅。小说通篇白描自然舒写，文字简洁，人物性格栩栩如生，虽无强烈情节冲撞，但一个个跃然纸上。更难能可贵的是，父亲没有刻意站在什么阶级立场、用某种意识形态营造冲突表达爱憎，但那死的残酷、麻木，那种社会生活环境对人性的施虐，像粗粝的绳索一步步勒紧了读者的喉咙，令人窒息。

　　写书笔记成命运转折

　　那时,父亲还决心写一部有关宋朝风土人情的书，就像《清明上河图》一样，展现一代历史画卷，并多方搜集材料，工工整整地记了十多本读书笔记。但宋朝南北各地民族不同，风谣习俗，各有渊源，四百座军州、城市又不同于乡村，衣冠风物，都不宜断代叙述，父亲只好搁笔。1937年，父亲从“安大”毕业，刚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招考研究生，全国分南、北考场，各取一名。父亲顺利地通过了在南京鸡鸣寺路一号史语所、由赵元任和丁树声先生主持的复试，而那十几本准备写书的笔记，便成了投考研究生的证明学历重要材料之一。回到安庆没多久，父亲就收到了录取通知书。从此，语言研究成了父亲终生的选择，但父亲的小说并没有放下，反而因着语言研究的契机，进入了一个繁盛的创作高峰。1943年2月16日，父亲从昆明出发，踏上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红河之旅。

　　“云贵和四川西南，古称‘西南夷部’，而那儿的被囫囵称为‘西南夷’的少数民族，虽和汉族一样的善良，一样的勤劳，但在民族间的主奴之势下，较之汉民族中的一般大众尤足称‘无声的民族’。他们活着、梦着、折磨着，然而久无人经验他们的苦难，听一听他们生活的歌谣，参一参他们故事中的幻想。”父亲在小说《灯》中这样写道。那时的父亲拿起纸笔，带着一颗炽烈求索的心，跟在马帮驭手的身后，晓行夜宿，自云南的罗平、新平、元江，朝着更西南——南宋时被称为“窊里”的方向行进。傣乡的吊脚楼、彝寨的石碉堡、土司大王阴森森的府第、哀牢山中巴伐利亚传教士的白铁皮顶小教堂，烟毒瘴气，兵匪酷吏，残忍的压榨屠杀和种种荒蛮……在另一种文化圈，好像倒退了好几个世纪。父亲虽然只是一个科学工作者，研究的对象也只是这些民族的语言，但生活在他们中间，对于他们的苦难又怎能熟视无睹呢！而且那时只要当地人的灾难一来，父亲的工作便无法进行。在天宝山大明庵彝寨，有一次国民党抓壮丁，父亲只好和彝胞们一起躲进深山大箐。人在同一痛苦中是会亲近起来的。父亲从自身的痛苦里也深深地了解了别人的痛苦，当心中郁满这些苦痛，终究会喷薄而出的。这次语言的田野工作，不仅奠定了父亲科学研究的重要基础，而且孕育了父亲小说创作的菁华——《红河之月》。这本书1958年8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结集出版。

　　父亲小说创作的养分

　　《红河之月》是一本薄薄的小说，把我和父亲紧紧地联在一起。我读父亲的小说，是读一个人文学者对“自然”的观察、思索，是聆听正直博爱人生的教诲，蕴涵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而又洋溢着诗的气质，书中满是浓情、挚爱和淡淡的哀愁。至于父亲的小说是否“京派”，当有更多的话题，不过，父亲确实敬重沈从文先生，喜爱他的作品。沈老1947年9月20日在他主编的《益世报》“文学周刊”上著文说：“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常载邢楚均先生有关西南地方性故事，用屠格涅夫写《猎人笔记》方法，操游记、散文和小说故事而为一，使人事凸浮于西南特有天时地利背景之中。一切还带点‘原料’意味，值得特别注意。”沈先生对父亲小说非常喜爱。父亲也非常喜欢沈先生的作品。“湖南女婿”成了沈先生对父亲的“昵称”。父亲喜爱的小说家，还有芸斋孙犁老、方纪伯伯。新中国成立后，父亲代理南开大学中文系主任，特邀孙犁、方纪、阿英等进城的解放区著名作家来中文系任教，并且和他们建立了同志朋友的情谊。老前辈每有大作，总要题赠。我小时候就懵懵懂懂地读过孙老签送的《铁木前传》《采蒲台》《风云初记》和方伯伯送的《老桑树下的故事》。

　　实际上，对父亲小说创作有过更多影响的，恐怕还是俄罗斯文学，特别是帝俄时代的作品。父亲以为，这一方面是由于我们民族朴纳厚重的气质与艰难困苦的遭际，特别是遭受漫长、残酷的封建专制这一点，跟俄罗斯民族很相近；另一方面，那些俄罗斯文学作品的成就，其深邃雄厚，令人一展卷便不能释手。我曾在父亲的书柜中见到许多俄国作家，高尔基、屠格涅夫、果戈理、契诃夫的原版集子，许多书页上还有父亲写下的批注。读父亲的小说，确实可以感受到就像高尔基说的：“读俄国作品好，其中常常可以感到熟悉的伤感的东西。好像书页中隐秘地凝结了大斋节的钟声，一打开就慢慢儿地响起来一般。”打开父亲的小说，一股浓郁的地域人文气息立刻会把你包围，把你带入西南边疆痛苦生活的恐怖与战栗之中，让你毫无蔽障地认识“自然”的“伟力”，让你真切地感受那个时代，真切地认识自己。

　　1986年3月28日，历尽苦难的父亲带着满头白发郑重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于是他更忙、更加全身心地投入了他的语言学研究，食不甘味，夜无安寝，与家人的畅谈也更少了。我迷恋父亲的小说，月浸寒钟的夜晚，常常随着父亲的笔触，神游我从未到过的“故乡”大西南……我劝父亲，别把小说丢掉吧。父亲看看我，叹了口气。后来，他在一篇文章的结尾写道：“离别故乡已经很久了，那是生长我，教育我的地方。旧游如梦，时时想念着。我从我的故乡认识了我的祖国。我希望能进一步了解这些文化，并有所发展和创造。”我望着父亲书案旁那盆米兰，思绪万千。是敬惜、委婉我说不清，但我知道，有一种浸透了泪水的、深深的挚爱，在父亲、在我们共同的心中。我又送给父亲一盆长春君子兰，新年里便开出了艳丽的花朵。真希望这花能调剂一下父亲的生活。可小说，父亲还会写么？

　　红河之行的收获

　　时光倏忽，转眼母亲去世，父归道山，如今二老安憩寝园。二○一四年农历十月二十三日，父亲百年诞辰祭，南开大学文学院专门召开了邢公畹学术研讨会，云南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了父亲的小说集《红河之月》，我在研讨会上作了发言。

　　关于父亲的小说，有一个有趣的资料，那就是《红河日记》。这是一本油灯下、写在黄草纸上的日记；这是一段对“彩云之南”红河上游少数民族往昔惨痛生活和绚烂多彩的历史文化、语言文字，以及风俗风貌的亲历；这也是父亲青年时代极其重要的一个历史节点的最宝贵的原始记录。2004年7月7日，父亲以九十高龄辞世，后两年，翻检旧笈，见到这本父亲写于六十多年前的日记。望着那稔熟的手迹，叩读那段尘封的历史，生动、洵实美妙文章的字里行间，父亲在红河畔一百三十多天的不寻常的田野工作历练，我们感同身受。父亲对科学的执著；对少数民族同胞的平等热爱；对腐朽统治者的鄙夷；对国家、民族的忧忱；以及对母亲的绵绵情愫，无不撞击着我们的心，让我们永远梦牵红河，追忆着可亲、可敬、时时刻刻活在我们心中的父亲。

　　这本《红河日记》，起止于1943年2月16日至7月9日。那时，父亲正在罗常培先生任系主任的西南联大中文系教课，经恩师李方桂先生介绍，到了南开大学文学院由冯文潜、陶云逵两先生创办的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工作。受工作室派遣，父亲从昆明出发，深入云南新平、元江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傣雅语言调查，历时近半年。

　　这次红河之行，收获之丰，感触至深，尽显于父亲的学术研究著作和文学创作之中。然而，关于这次红河之行的一路艰辛，以及父亲内心所遭遇的愤懑甚至是痛苦，其中咸有呈述。但在父亲的日记中，我们可以分享他的每一份喜怒哀乐。“呜呼，我辈作为少数民族人文调查工作者，须与饥饿劳顿战，与流行疾病战；与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之恶势力周旋，与一切误会周旋；有时且须使用武器，与匪盗交手，箐密山高，暑途千里，得此区区之材料，实大不易也。”父亲这一段发自内心的呼吁，真可为此次红河之行立照。《红河日记》，真实记录了那个时代一个科学工作者艰难的田野工作的实况，同时也记录了父亲一些重要汉藏语学术观点的“原始萌点”。比如台语与汉语词汇同源非“借代”关系等。

　　父亲以文化人类学视野关照人类语言学，一生呕心沥血致力于汉藏语研究，不仅是一种对科学、真理的孜孜追求，同时，也饱含着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民族尊严。他坚持：汉语与侗台语之间有可能对应的词语，并不是只限于“文化接触型”，但是这种深层关系很隐秘、很琐碎。他坚信：在远古时期，必然有一个操原始汉藏语的群体，后来的汉、藏缅、侗台、苗瑶等语言，都是从这个原始的汉藏语分化出来的。同时，他创立了“对应同源体系”研究方法，来逐步证实他的信念。这与持“台语跟汉语并没有发生学上的关系”“苗瑶、侗台等语言不在汉藏语系之内”观点的西方学者，如美国的白保罗等，是完全针锋相对的。为什么父亲有如此的魄力？父亲回答：来源于多次田野工作的直觉。读《红河日记》，许多篇章中都可以搜寻到父亲随手记下的支持他日后重要学术观点的“田野直觉”。

　　这次红河之行，直接诞生父亲的两部分著作，一是重要的语言学专著《红河上游傣泰雅语》(1989年1月出版)等，另一部分是父亲的小说创作巅峰之作小说集《红河之月》(一九五六年出版)。有趣的是，《红河之月》中的许多小说人物、小说情节，在《红河日记》中几乎都可以找到“对应”。因此，在云南新平，《红河之月》这部小说被当成“文史资料”收辑，并称之：“借助小说体裁，以文载史，文史并茂，使文学和历史最佳结合，完美统一，达到了绝妙的境界。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已经是一种进步的超越”(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文史资料第四辑》)。如果小说《红河之月》达到了这样的高度，我想，父亲的《红河日记》应当更具“三亲”(亲历、亲闻、亲见)的特色，也许更值得研究保留，让它焕发更大价值和作用。而且《红河日记》中父亲笔下的文字，更加率直流畅，尤其是那种浓郁的文人气质和抒情色彩，绝不稍逊《红河之月》。对于父亲的小说与真实生活之间的关系，《红河日记》不啻一把钥匙。愿这把钥匙打开父亲与他的小说研究的大门。

　　图①邢公畹先生老年工作照

　　图② 《红河日记》手稿

　　图③邢公畹先生青年时期照片

　　图④ 《红河之月》书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