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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 羽
1960年我参加高考，由于对古典文学和诗歌感兴趣，志愿报的是南开大学中文系，不料中文系没有录取，却被分到外文系俄语专业。当时规定不能转系，虽不怎么喜欢外语，也只能硬着头皮念俄语了。
大学一年级俄语精读课有篇课文题为“友谊”，讲一个富裕家庭的男孩儿彼得鲁西，从小双目失明，有个小姑娘同情他，整天陪他玩儿，以后这个盲孩子成了音乐家。老师告诉我们，这篇课文是依据俄罗斯作家柯罗连科的小说《盲音乐家》改写的。我到图书馆借了这本小说，译者署名：臧传真。对照原文读译文，不仅加深了对课文的理解，还发现译文流畅、准确、和谐、优美，从而第一次感受到翻译艺术的美妙：小说居然也可以译得那么抒情，那么富有诗意。
事情竟然这么巧，到了二年级下学期上俄语修辞课，站在讲台上给我们讲课的竟然是臧传真先生。他刚从山东大学调到南开大学不久。先生双目有神，说话略带河南口音，讲课声音洪亮。因为读过先生翻译的小说，心里充满了崇敬。臧先生学识渊博，读过很多俄罗斯名著原作，他上修辞课引用的例句生动有趣，课堂气氛活跃，给学生留下了深刻印象，也激发了我们阅读原作的兴致。
1965年毕业后，我留校工作不久即下乡一年，再回到学校，“文革”就开始了。在动荡混乱中一晃过了七八年，等到真正能坐下来认真读书的时候，早已过了而立之年。后来，我在教课余暇尝试翻译文学作品，经过两三年的努力，选择了《克雷洛夫寓言集》。我把一部分手稿呈送臧先生，希望得到指教。先生仔细看过译稿，在有问题的句子下面用铅笔画一条线标出来，还在空白处写出修改意见，有篇寓言我原来译的标题是“书籍爱好者”，臧先生的旁批是：“可否改为‘书迷’？”先生的两个字既简洁生动，又富有生活气息，远远胜过我用的五个字。这样的点拨让我永远难忘。几经周折，《驴子和夜莺——克雷洛夫寓言选集》1983年终于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问世了。当我把新书送给臧先生时，他满脸喜悦，十分开心。
我翻译的高尔基小说《在人间》，1996年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拿到样书，我立刻送给臧先生一册。没想到过了两天，臧先生把他珍藏的高尔基俄文原作十卷赠送给我。老人家不会骑自行车，他用一个提篮提着十本厚重的书，从北村步行四里多地走到西南村，把书送到我家里，让我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先生说：“这些书我放着也不用了，你对高尔基作品有兴趣，肯定能派上用场。”每当我看到书橱里这十本俄文原著，眼前就浮现出老先生的身影……
臧先生一直关心我，鼓励我，有时候还告诉我应该读什么书。有一次，我去他家里聊天，他问我：“你看过《陈寅恪的最后贰拾年》吗？”听我说没看过，他立刻从书架上抽出这本书，让我带回家认真阅读。这本书让我记住了什么叫做知识分子的操守与人格。此外，像谭载喜的《西方翻译简史》，奈达的翻译理论，都是经臧先生推荐我读的。阅读这些书籍，我深受教益。我知道，先生依然像多年以前那样，愿意把他知道的宝贵知识和思想全传授给学生。
臧先生退休以后，仍笔耕不辍。短篇爱情小说集《幸福》，普希金的小说《上尉的女儿》，屠格涅夫的小说《春潮》《父与子》《猎人笔记》，还有两卷本的《沉睡与发掘——外国文学名著精译与赏析》，都是其退休以后出版的译著。先生每出版一本书，都会题写赠言送我一册。一位年过八旬的长者，仍坚持读书、写作、翻译，对于学生晚辈真是无形的鞭策与激励。有这样的学者做老师，实在是三生有幸。
2017年11月23日，九十五岁的臧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这让我无比悲痛。臧先生赠送我的书，每一本都有题词。数了数共有十四本，此外还有高尔基十卷集。先生的赠书一直陪伴着我，先生永远活在学生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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