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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田
值此南开大学迎来建校99周年华诞之际，纪念一位老南开人——我的父亲黄钰生诞辰120周年，深感荣幸与自豪。
父亲能与教育结缘，始于他在童年寄宿舅父卢木斋先生家时受到的启蒙，以及在南开中学读书时，严范孙、张伯苓两位先生教育救国思想的熏陶。在清华就读留美预备学校期间，他在给南开中学同窗好友的信中写道：“国家前途有一点光明，莫不曰教育，教育……吾之教育，其唯一目的，题在道德，在道德之实践……”并在信中强烈地表露出希望从事教育工作的意愿。
父亲热爱南开大学，在南大工作了27年，奉献了他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他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教育心理学硕士学位后，于1925年应南开校长张伯苓的召唤回到南开大学，担任教育学和心理学教授。两年后，父亲受张校长之托，长期担任南大秘书长。这期间，他秉承张校长的治学理念，实践着自己的教育思想。他在1930年撰写的《大学教育和南大的意义》一文中指出：“大学是干什么的？简单地说，大学的意义：一是‘润身’，二是‘淑世’。”在他看来，南开大学的办学目标归根结底“只有两件事：‘人格’和‘学问’，也就是说，要下大功夫来修炼人格，要老老实实地去做学问”。他就是想把南开大学办成一个用人格与学问去“争气”、去“淑世”的地方。
抗战期间，父亲先是担任西南联大的建设长，后又主管联大师范学院。他认为，联大师院不办则已，要办就要办出自己的风格和特色。在教学方面，他主张课堂讲授勿求过多，应给学生充裕的时间参加课外活动和博览群书。在教务方面，他亲自制定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学生毕业标准及考试办法》，对学生的知识、思想、态度、人格等方面提出了严格要求，力求他们在毕业后“足以领导青年，为人师表”。
1940年，西南联大师范学院附属学校成立，父亲兼任主任，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父亲十分注重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1941年，在附校第一个校庆纪念会上，他拿出一架天平、一只灯泡和一根绳子，语重心长地对同学们说：“要像天平一样，在人生的道路上，遇事要公平；要像灯泡一样，到任何地方都能发光，热情地对待自己的事业；要像绳子一样，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团结才有力量。”
1952年，父亲调离南开大学，出任天津市图书馆馆长及名誉馆长长达38年。虽然岗位变了，但他仍心系教育，不忘初心。“文革”后期刚刚恢复工作后，父亲就迫不及待地在图书馆办起了业余英语授课班，在上班前为学员们亲自授课，风雨无阻。后来他以《八十初度开班授科技英语》为题，赋诗一首：“步履食眠俱不差，何须细细计年华。无端感伤畴昔事，老圃殷勤灌百花。”
改革开放以后，已是耄耋之年的父亲，还积极倡导筹办了由西南联大、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燕京大学等五所大学天津校友会合办的天津联合业余大学。他认为，“办学是为国育才，一定要办好，办出质量来”，并提出“急四化之所急，拾遗补缺，应急求新，为天津市培养合格的建设人才”的办学方针。
父亲一生以教育为业，以育人为职。就他个人而言，或许并没有留下可供后人研究探讨的鸿篇巨制，但他确实称得上是一位忠于教育事业的实干家。他认为，做一个正直、诚实、品德高尚的人，是做人最紧要的素养，是教育最纯粹的目标。在这方面，他身体力行，始终以一种谦虚谨慎、严于律己、真诚待人的处世态度，感染着他的学生、朋友、同事和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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