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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北海
《邪不压正》海报
原著小说《侠隐》
年轻时的张北海
《北洋画报》
英国租界
张北海
姜文导演的电影《邪不压正》热映，连带让原著小说作者张北海和一系列剧中人物成为热议对象。无论是这位兼具东西方双重文化背景的美国华裔作家，还是影片中张北海以父亲张子奇为原型塑造的“蓝青峰”，事实上都和天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电影中的蓝青峰是神秘莫测的北平富商，历史上的张子奇则担任过天津电话局局长、天津副市长。张北海本人还曾在采访中表示，在天津英租界住过不短的日子，这些年回国也曾到天津寻访自己“住了三年的英租界”，甚至还曾到南开大学看望教过他的叶嘉莹先生……
电影《邪不压正》故事发生地是北平 原作《侠隐》藏着不少津味
回国曾到访天津英租界 《侠隐》送过“曾经的老师”叶嘉莹先生
“蓝青峰”神似其父 张子奇曾当过天津电话局局长做过副市长
曾住英租界 记得“过海河大桥的三轮车”
《邪不压正》是姜文导演“北洋三部曲”系列的终结篇，而它的原著小说《侠隐》是张北海60岁从联合国退休后，花了6年多时间写出的第一本长篇武侠小说。
他是在美国扎根近半个世纪的“纽约客”，是台湾音乐人陈升笔下的“老嬉皮”，还是才女张艾嘉的叔叔。《侠隐》之前，张北海写了几十年的散文，多是关于纽约的印象札记，牛仔裤、帆布鞋、地下铁、计程车、摇滚乐、迪士尼、好莱坞……直到20年前的一场大病，他写起了自己心中的北京城。
《侠隐》开篇，写的便是李天然回北京，从天津下船坐火车去北京。
“我也在天津上过学，除了吃的以外，印象最深的是那些过海河大桥的三轮车，上桥坡的时候是倒着骑。”张北海曾在一次采访中回忆童年时代的北京，也提起对天津的一些记忆，这段关于“三轮车”的记忆，在天津市档案馆工作的吉朋辉也曾有过研究了解——当时天津的代步工具最初主要是“胶皮”，也就是黄包车，日伪期间，三轮车营业拉客量增多，抗战胜利后部分黄包车被取缔，很多车夫改做三轮车夫，三轮车便成为天津当时的主要代步工具。
“我的前半生一直没有一个永久地址，单从我中年以前之四处居所，即可看出少许端倪——北京、天津、重庆、台北、洛杉矶、圣塔莫尼卡……”张北海的父亲张子奇留学回国后曾任天津电话局局长，他在天津工作，不过据说其全家却留在北平，居住在北平的东四大街九条30号院。
“小时候家住英租界，因为讨厌英国人，就到附近的法国学校念书，用英语上课。”张北海在提起这样一段往事的时候，并没有确指天津，不过后来有报道说起，张北海这些年回国常在各处寻访旧日留痕，比如山西五台的老家，比如“曾住过三年的天津英租界”。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尚克强介绍，据统计，那时在英租界的居住者确实是以中国人为主，“外国侨民当时在英租界也就占十分之一。”官宦世家、工商业者、实业家、银行家……用尚克强的话说，那个年代住在英租界的中国人也多是有钱人，“包括一些南方人来天津做买卖的，总之是上层社会人士居多，一般经济条件比较好，毕竟这儿的房子很贵。”当时租界里中国人自己办的小学有十几个，中学相对办得少，“英租界的中学多为教会办学，像工商附中(实验中学前身)、圣功女中(新华中学前身)等，后来耀华出现，上世纪30年代开始招生，才有了华人自己办的中学。”
不过说起来，过了营口道往劝业场的方向就是法国租界，当时在法租界边上有个教会学校，“原来营口道和河北路交口是滨江医院的门诊部，现在好像是个快捷酒店，那个地方原来叫天津圣路易教会中学。”天津市地方史研究专家学者、天津近代教育史研究专家张绍祖解释，圣路易中学也称法国学校，前身是法国教会学校——圣若瑟女校，专门向侨民子弟教授法语、英语和商业知识，后来又改称为天津市第十一中学。尚克强特别谈及，表演艺术家、翻译家英若诚就是毕业于这所学校，英若诚本人有过相关回忆文字。总体而言，圣路易教会中学里还是多为外国侨民子弟，“中国学生属于少数，一些开明的家庭会把孩子送去。”
师从叶嘉莹小说有“《北洋画报》小道消息”
关于张北海的教育，说是父亲张子奇曾经“聘请部下推荐的‘北平才女’叶嘉莹为辅导老师”。张北海也曾回忆，叶先生给他上课的时候有很多规矩，第一次上课就说过“老太爷”让她按“中国传统方法”来教，所以从“四书”开始，“四书”之后就是古文，《史记》《昭明文选》也要背。
张北海说过，叶先生一直教了他两年半的时间，“除此之外我没有什么中文的根基。”而那时的古文学习，对他在写作方面似乎也起到不小的作用，“很多人都看不出来，我的句子其实在很多时候还是古文的结构，只是我把它现代语化了。如果没有背过‘四书’，你无法看出那是古文文法的造句。”2000年《侠隐》在台湾出版，张北海记得有一年叶先生到哥伦比亚大学做客座教授，他还特意送了一本给自己曾经的老师。
《侠隐》小说中涉及不少小报新闻，张北海曾表示这些新闻消息都是有根据的，“那时，天津出了一份画报，每一期大概只有4页到6页，叫《北洋画报》，所有关于当时北京的小道消息，我就是从那里收录下来的。”
1926年创刊、1937年停刊的《北洋画报》，在当时的影响力也的确不容小觑。上世纪20年代之前，天津人多读上海画报，而《北洋画报》问世后，便成为天津乃至整个华北地区的热销画报，“当年的画报类刊物，南方看《良友》，北方就看《北洋画报》。”天津市档案编辑研究专家、文史专家周利成指出，当时北方许多画报刊物基本都是以《北洋画报》为蓝本来做，相较于书册性质的《良友》，《北洋画报》更偏向于纯粹的报纸，“一张8开本道林纸，打开以后一边两版，折起来四版。”
虽说《北洋画报》早期的内容侧重休闲时尚部分，社会新闻不那么多，不过张北海能在《北洋画报》看到当时北京的一些“小道消息”也并不新鲜，“通常第一版上半部分是名闺名媛或是北洋政府的一些官员，下半部分是广告；翻过篇来上半部分就是时事版，初期报道奉系军阀活动，张作霖、张学良的活动居多，一段时间还连载‘时事日记’，条目式地报道中外新闻。”除了二版经常刊登一些鲜为人知的时政内幕，周利成还提到，那时《北洋画报》的三版多为戏剧、电影消息，包括一些中国名画名帖，“其中也有‘某印局长寻死’‘陶园怪事’这样的社会新闻和花边新闻。”
“蓝青峰”参照父亲张子奇？
坐平津间火车到天津上班
参与过电话局“抗交”事件
小说《侠隐》讲述的侠客复仇故事，发生在1936年，这是张北海出生的年份，他自然记不得这一段时期的事，正如他说过的，应该是全凭资料与稍晚的记忆铺陈——整个故事所描述的时代并不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其实属于其父张子奇那一代，至于小说中发生的事情，所谓的历史背景完全都是写实的，只有故事是虚构的。
张北海曾说书中蓝青峰一家上下“是有不少我家的影子”，而小说中的蓝青峰，正与张北海的父亲张子奇神似，有说法是张北海应是以父亲张子奇为原型塑造的蓝青峰这个人物。张子奇参加过辛亥革命时的山西起义，后留学日本，回国后在冯玉祥手下，1937年还帮助过张自忠及不少二十九军高层从京津逃亡大后方。在小说里，张北海多处写及二十九军，这支部队与冯玉祥的西北军渊源深厚，其中的宋哲元、张自忠、孙连仲等将领，既与其父张子奇同代，也几乎全是张子奇的朋友。
张子奇本人，更可谓和天津有着颇深的渊源。
日军占领天津期间，张子奇担任过天津电话局局长，有一种说法是全家当时还是基本留在北平生活，不过张子奇从北平到天津的电话局上班，需要乘坐平津之间的火车往来，据说那会儿张子奇也时常住在天津。“这样往返的人当时有，但太少了，不会每天这样当日来回。”尚克强分析，那个时代，北京天津往返火车每天一般就一趟或两趟，“3个小时左右一趟，北京前门火车站上车，天津东站下，北站也有站。比方说要是白天办个事当天晚上回来这可以办到，要是天天这么折腾就不好说了，所以在天津另有临时住处的说法不无可能。”
张子奇在任电话局局长期间，还发生过一件比较著名的历时3年之久的电话局“抗交”事件。1937年7月29日，日本侵略军占领天津后，天津电话闸口街二、五局，河北的六局，河东的八局及法租界的电报局，先后被日军接管。电话三、四两局由于在英、意租界内，日军不能以武力接管，当时张子奇曾和地下党员包括电话局职工们，利用租界的特殊环境与日本侵略者及日伪政权展开过斗争，坚决不交出电话三、四局。
不过尚克强认为，1937年日本人当时占的是天津老城城里，“主要是河北区、河东区一带，英租界、法租界没占领。电话局当时在烟台道这边，那时候日本还没有和英国宣战，不交予接管，日本人也拿他没辙。”有资料表示，1938年张子奇等人也曾多次抗争，1940年9月17日，英、意、法、德、比领事团与日方签订协议，把天津电话局管理权全部移交给日方，电话局职工也曾表示抗议，要求“电话局与租界共存亡”，不过电话局的“抗交”斗争最终还是以英租界当局对日军的妥协而被迫结束。“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本人和美国、英国正式宣战，借此当天晚上也就进入了英租界。所以说这段往事，背后大的历史背景也是不容忽视的。”
天津市档案馆中关于张子奇的文字资料有限，不过他在天津的这些印记还是比较清晰可见的：“1946年3月至4月行政院院长派该院张子奇接收日伪隐匿资产”“1946年10月至12月关于杜建时、张子奇被任命为天津市之正副市长的通知及各机关团体的贺信等”“1948年8月市政府训令为本府副市长张子奇辞职照准遗缺不再补人仰知照”……对于张子奇到天津接收日伪物资的那段时期，尚克强曾听闻一些天津老人还有记忆，不过也都是只言片语。1948年底，在平津战役开始之前，张子奇携全家人南下，随后前往台湾定居。有说法是张子奇家人是分批次南下，虽不特别仓皇，但是急迫，“飞机票根本买不到，只能乘商船渡过海峡。”新报记者吴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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