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3月，南开学校创始人严范孙病逝，天津《大公报》刊发社评《悼严范孙先生》，在哀叹其逝世“诚为学界之大不幸”之余，还说了这么一句话：“就过去人物言之，严氏之持身处世，殆不愧为旧世纪一代完人。”

　　“旧世纪一代完人”，严范孙何以当此评价？

　　严范孙生于1860年，大半生和大清王朝风雨同舟。他26岁入翰林院任编修，遂得雅号“严翰林”。34岁他又出任贵州学政(即教育主管)，多有维新之论。光绪登基后，更对他十分器重，曾多次召见他。戊戌变法失败后，严范孙的处境也一度非常险恶，遂挂印而去。

　　他与袁世凯私交甚笃。1908年，摄政王载沣罢免袁世凯，让袁世凯回家“养病”。官场炎凉，袁世凯离京时，只有两个朝臣为他送行，一个是风云人物杨度，另一个就是严范孙。后来，严范孙为袁之遭遇愤愤不平，还上了一道奏折请求留任袁世凯，只是载沣置之不理，让他大失所望。

　　所以他的前半生，入仕、忠君、维新、罢官、直言、“结党”，该有的都有了——典型的旧封建时代的士绅轨迹，说他是“旧世纪之人”，一点儿没错。

　　但他又偏不是个纯粹的“旧世纪之人”。

　　他是最早在天津开办新学的一拨人。他立新学，办蒙园，开女校。尤其是他创办的严氏女塾，为做示范，以自己的女儿、儿媳，以及亲戚朋友的女儿为学生。3年后，严范孙又把女塾改为一所包括小学和中学的严氏女子学堂。在女塾，他亲自教作文，把自己从日本带回来的画片分发给每个学生，让她们根据图片内容来写作文。他还很早就提出反对妇女裹足，亲自编写了《放足歌》，教给女塾学生演唱。这些歌谣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并被广为传诵。

　　仅1903年，严范孙就在天津建起16所小学、11所女子小学，同时还设立工艺学堂补习所及研习所，设立文、理、法、商等学科。他的一系列活动，大大推动了天津近代教育的发展。天津成为北方办学重镇，严范孙功不可没，他也因此和著名教育家张謇并称为“北严南张”。

　　更重要的是，他为世人挖掘了张伯苓、周恩来。

　　教育家的眼光一定要是毒辣的。只要能识人，其他都好说。就如徐悲鸿，画技不入流之说流传几十年，但提起他“挖掘”齐白石，众人便都服气，无话可讲。

　　当严范孙办学急需一名助手时，有人向他推荐了刚从海军退役的张伯苓，说这个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的年轻人，不仅受过新教育，而且为人正直；虽然其家境贫寒，却甘愿放弃官职，一心要兴学救国。严范孙一听大喜，立即邀张伯苓到家中，请他为自己的5名子弟当私塾老师。刚刚22岁的张伯苓十分珍惜这次机遇。他始终认为，结识严范孙是自己一生中最大的幸事。后来严范孙去世，张伯苓悲痛地表示，“南开能有今天，全仗严先生之力……应当尊严先生为校父”。

　　周恩来的故事更为传奇。

　　周恩来才华横溢，严范孙对他喜爱备至，一度要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周恩来。得知周恩来家境困难，学校立刻给他安排抄写和刻蜡版的工作，让他增加收入，后来又免掉他的学杂费，让周恩来成了南开当时唯一的免费生。待到严范孙和张伯苓办起南开大学，更是特许周恩来免试入学。

　　后来周恩来因参加“五四”运动被捕，南开迫于压力将他开除。严范孙爱才心切，捐款7000银元，资助周恩来赴法勤工俭学。周恩来在法国从事革命活动，有人劝严范孙停止资助，说周“用了你的钱，却成为一个共产党人”，严范孙却说：“士各有志，不能相强。”于是该款资助三年，每半年付款一次，从无延误。1959年，周恩来已是国家总理。他到南开大学视察后，向老校友们感叹：“严老先生是封建社会的好人。”

　　这和《大公报》当年的社评如出一辙。

　　所以，虽身处旧时代，却顺天应时，不以蛮力对抗世界潮流，提携良才，不问出身，虽是旧时代的人，却有一颗公允正直之心，这样的老先生，说他为“旧世纪一代完人”，并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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