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良铮出生于天津书香门第之家，自幼聪颖好学，成绩优异。南开中学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学习英语和英国文学。查良铮的笔名，是把姓氏“查”字上下分开，成为“木旦”，再利用同音字组成“慕旦”或“穆旦”，涵义是渴望黎明。

　　1937年7月，日寇侵犯华北，查良铮随清华大学南迁长沙。转年二月，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由长沙迁往云南昆明，组成西南联大，他跟二百多名师生一道步行三千里，历时两个多月抵达昆明，途经湘、黔、滇三省。这次远征途中，他创作了组诗《三千里步行》，胸中燃烧着无数代祖先曾经有过的希望，“以同一的进行的节奏，用脚掌拍打着松软赤红的土地”。每天行军，查良铮都要抽时间背一本英汉词典，背过一页撕一页，到达云南蒙自时，那本词典也快背完了。他刻苦学习的毅力给同学和老师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在蒙自他开始学习俄语，他的启蒙老师是北京大学历史系俄罗斯籍教师葛邦福先生(即伊万·伊万诺维奇·葛巴诺维奇)。这位老师会讲英语，也会说汉语，对于诗歌的共同爱好，使这对师生结成了忘年之交。转到昆明西南联大上课以后，查良铮又选修了刘泽荣教授的俄语课，这为他日后翻译普希金诗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世纪40年代，诗人“穆旦”相继出版了三部诗集：《探险队》(1945)、《穆旦诗集》(1947)和《旗》(1948)。借用诗评家谢冕的说法，年轻的诗人查良铮，承载着民族的苦难与忧患，“展现那时代真实的残缺与破碎，包括自己矛盾重重的内心世界”。他有意识地站在中国传统诗歌的对立面，借鉴西方现代派的艺术手法，在新诗的意象、句式、结构和语言等方面勇敢地探索，逐渐形成了自己冷峻奇崛的风格，在诗坛展示出独特的个性，引起了诗歌界的重视。闻一多先生主编《现代诗抄》一书，收入了穆旦的十一首诗，篇目仅次于早已成名的徐志摩而位居第二。

　　1953年初，查良铮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英美文学硕士学位，随后与夫人周与良一道，克服重重困难，满怀热情与希望返回刚刚解放不久的祖国。回国后不久，他们夫妇俩被分派到南开大学外文系执教。

　　利用任教前的假期，查良铮夫妇到上海看望周与良的姑母，正是这位姑母对他们留学多有资助。与此同时，他们还拜访了作家巴金和他的夫人肖珊。原来肖珊和查良铮是西南联大外文系的校友，肖珊知道查良铮不仅精通英语，还掌握了俄语，就建议他翻译俄罗斯的文学作品。正是在巴金和肖珊的敦促之下，诗人查良铮转向了俄语诗歌翻译。

　　他首先选择了俄罗斯民族诗人普希金的作品。1954年是他翻译生涯中的起步阶段，也是极为辉煌的一年。这一年，巴金先生主持的平明出版社连续出版了查译普希金五本诗集：四月份，三部长诗《波尔塔瓦》《青铜骑》《高加索的俘虏》一道问世；十月份，普希金的代表作，诗体小说《欧根·奥涅金》出版；十二月份，包括一百六十首作品的《普希金抒情诗集》发行，初版印数即达三万八千册。此后这些诗集不断再版，以《普希金抒情诗集》为例，1957年9月改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1958年第三次印刷，印数已高达七万六千册。查良铮以清新、质朴、流畅的译笔把普希金介绍给中国读者，在中国形成了一次普希金热、普希金诗歌的冲击波。广大读者欣赏普希金的诗作，也记住了翻译家查良铮的名字。

　　1957年，查良铮因为创作《葬歌》和《九十九家争鸣记》，在报纸上受到点名批判。1958年，又因为曾在国民党军队担任校级翻译官，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分子”，从而失去了从事教学和进行诗歌创作与翻译的权力。但是在逆境当中查良铮并未消沉，反而以超乎想象的坚强与刚毅，默默承受命运的打击与苦难。他克服了许多困难，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坚持译诗。前后花费十一年的功夫，数易其稿，译完了拜伦的长诗《唐璜》。此后，又反复修改普希金的诗体小说《欧根·奥涅金》，并把普希金的五百首抒情诗重新推敲、加工、润色，使译文质量日臻完美。

　　1977年2月，查良铮把《欧根·奥涅金》修订稿抄写完毕，连同已经重新修改好的《普希金抒情诗集》译稿，整整齐齐地放进一个帆布小提箱，交给了小女儿查平，他说：“你最小，希望你好好保存这些译稿，也许等你老了才能出版。”此后不久，查先生便在伤病折磨和心境凄凉中默然去世，那一年他才五十九岁，可谓英年早逝。四年以后，到1980年才被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查良铮一生翻译出版的诗歌作品近千首，其中普希金的抒情诗就有五百首，占了他所有翻译诗歌作品的一半。由此不难看出，他对普希金诗歌的由衷热爱与高度重视。对于翻译家来说，“选择”往往显示出他的眼光和水平。一流的翻译家选择一流诗人的作品。俄罗斯诗人众多，可查良铮只选择了两个诗人：一个是普希金──俄罗斯现代文学之父，俄罗斯诗坛的太阳；另一个是丘特切夫──俄罗斯哲理诗派的开创者，被俄罗斯象征派视为先驱。查良铮的选择，一方面基于多年的阅读积累，另一方面也是在对俄罗斯文学宏观把握基础上的理性判断，因为他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英国文学硕士学位期间，有意识地选修了俄罗斯文学课程，为日后翻译普希金诗歌提前做好了准备。

　　查良铮译诗有明确的艺术追求，有他的原则。他把诗的审美价值，把诗的形式和音乐性，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认为译诗是创造性的艺术活动，因而译诗不仅仅是文字的转移与传达，其中也需要悟性，灵感与激情，需要驾驭诗歌语言与格律的才能，需要锲而不舍、精益求精的志趣，需要渊博的文化知识和理论素养，同样也需要与外国大诗人心灵相通的高尚人格和气质。因此，我们可以说，查良铮的诗歌翻译，是诗人的翻译，是学者的翻译，因而他所翻译的诗歌作品更富有诗意，更具有学术性，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读者的筛选。他的译诗经验，至今值得诗歌翻译者研究、总结和借鉴。

　　查良铮先生的诗歌翻译作品达到了形神兼备的化境。卞之琳先生曾高度评价查良铮的译诗，认为查译《唐璜》的出版，是我国翻译界的一件大事。作家王小波推崇查良铮的译作，在《我的师承》一文中写道，《青铜骑士》是他最爱读的作品。著名诗人公刘谈到查良铮的译诗时，有过这样的评价：“作为诗歌翻译家──另一种意义上的诗人──穆旦是不朽的！他的许多译诗是第一流的，是诗。不同语言的山阻水隔，竟没有困扰诗人的跋涉。人们将铭记他的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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