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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玉蓉
1975年2月6日至16日，农历腊月二十六至正月初六，俞平伯夫妇来津看望儿孙并一起欢度春节。其间，南开大学教授、俞平伯的学生、朋友华粹深几乎每日前来看望、问安。
20世纪30年代，俞平伯是华粹深在清华大学的授业恩师，并指导他完成毕业论文《词调之变迁》。1935年春，俞平伯与清华大学昆曲爱好者浦江清、华粹深等十余人成立了谷音社，组织拍曲和曲会活动，在京城活跃了两年多。共同的爱好使他们的师生情谊更加深厚。
1956年，浙江昆苏剧团改编上演昆剧《十五贯》，“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也使俞、华师生看到了昆曲的新生。当年，俞平伯组建了北京昆曲研习社。次年春，时任天津市戏曲学校副校长、北京昆曲研习社名誉社员的华粹深，遵照周恩来“昆曲有很多剧目，要整理改革。很多民族财富要好好发掘、继承，不要埋没”的指示，将原本五十五折的《牡丹亭》剧本缩编为八场，请俞平伯校订。后由北京昆曲研习社经过两年多的排练，于国庆十周年之际，在长安大戏院献礼公演。演出结束后，俞、华二人走上舞台，同主要演员合影留念。同年冬，华粹深决定在天津市戏曲学校成立昆曲班，请北京昆曲研习社派人协助教学，得到俞平伯等曲友的支持。
“文革”期间，师生二人互相牵挂。1970年末，俞平伯从河南干校给华粹深回信，谈自己随遇而安的心境，曰：“所居陋甚，却习而安之，有‘尘灰粗粝总安然’‘应许他乡胜故乡’等句，可知怀抱，京华昨梦久付云烟矣。”
1975年，“文革”运动已进入第十个年头，经历过各种磨难后，俞平伯心中的余悸也稍得缓解，因此，夫妇俩才有了这次天津之行。他们到津当晚，“粹深来共饭”。8日下午“粹深来，吃小西餐，晚饭后去”。9日上午“李鼎芳、华粹深来”。10日是甲寅年除夕，下午“五时余粹深夫妇来，共度岁阑，携来肴二(一八宝饭、一酸白菜)。家中备有白鸡，炒沙鸡丁、火腿汤、炒三泥等。镜台上燃五色彩烛，寝门上悬小五彩电灯，昌实所买。饭后摄影，九时半就寝，枕上闻爆竹声，视在京师时，较有年景也”。13日，农历乙卯年正月初三，华粹深夫妇在南市“朝阳饭馆”宴请俞平伯全家。此即著名的全聚德烤鸭店，因破四旧，改名“朝阳饭馆”，“座地宽绰，肴亦尚好”。14日晚“粹深来，食加工烧鸭、核桃酪，自制甚佳”。15日“九时粹深夫妇来，馈以人参一小支，食品两种”。次日，俞氏夫妇返回北京。他在日记中写道：“此次来津均值晴朗，有旬日勾留，较前次为长。”
这是俞平伯夫妇最后一次同游津门，是他们唯一一次与儿孙在津同过春节，也是他们与华粹深夫妇快乐相聚的最后一次，让我们见识了经过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温馨、浓厚的师生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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