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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 李来容
-由关注留学生和新知识分子群体，到整体把握文化教育乃至社会的变迁，是我的研究方向对写作这本书的影响
-既厘清救亡、变革、革命、战争的历史过程与阶段性特征，又多维度地展现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现代化转型
我的研究方向侧重近代的留学制度、教育制度，留学是一种特定时期的文化现象，虽然中国在汉唐时期就出现过留学生，但具有现代意义的、正规化的留学活动，还是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才逐渐形成的。
作为一种新兴的国家教育制度，留学实际上是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交织运作的结果，与百余年来的政治沉浮、社会变迁、文化革新紧密相连。从学习经历、知识结构、政治倾向、经济活动、文化主张、社会效应等来看，留学生群体是西学东渐的一个重要载体和传播媒介，代表着中国走向世界、沟通世界的总体方向，同时又连接并直接影响了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等方方面面的变革。
由关注留学生和新知识分子群体，到整体把握文化教育乃至社会的变迁，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是我的研究方向对写作《中国近代史》这本书的影响。
自建国以来，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综合性著述已有许多，叙事范式上也在革命史之外，引入了现代化、文明史、全球史等多种范式。但总体上说，主要还是以革命高潮立论，基本线索和整体框架多被概括为两个过程、三次革命高潮、五大政治事件。当然，这有利于宏观把握近代以来帝国主义侵华与中国人民顽强抗争的历史脉络，但局限性也是明显的，如偏重政治史，使得内容趋于单一；社会文化方面着墨不多，对于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复杂面貌难有清晰认识。
在继承前辈学者研究优势的基础上，我们希望能够稍稍有所突破。李喜所教授(本书另一位作者——编者注)根据多年的研究心得和教学经验，拟定了本书“古今中西之争”这一主线。在写作过程中，我们也力求能够做到纵横贯通，既厘清救亡、变革、革命、战争的历史过程与阶段性特征，又多维度地展现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现代化转型。这在章节编排上体现得十分明显，如谈及洋务运动时期的城乡变动和社会结构的更新中，对于类似侨民、教民等新兴的社会群体就多有论述。
如何处理中与西、古与今或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核心内容，几乎在政治、经济、思想、学术、社会等所有领域都有反映。直到今天，晚清以来的现代化转型仍在继续，近代中国的许多变动也与当前的政治、社会等状况高度契合。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无论是政治家、企业家，还是学者、百姓，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去处理中西与古今问题。因而，我们在观察很多社会现象时，总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比如，谈论文化自信时，我们总会反思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西化风气、反传统倾向和历史文化的虚无主义，但若回望近代历史，就会发现这并非是无根由的，而是一个渐进反复的历史过程。早在20世纪初至40年代，中国就经历了一个从文化自卑到文化自觉的觉醒过程。通过历史的借鉴功能，及对当代社会的体认，我们既能对近代知识分子文化救国的空谈与失败表示理解和同情，又能对当前的文化强国建设多一份思考和信心。
《中国近代史：危局与变革》
李喜所、李来容著
本书以“古今中西之争”为线索，以“告别帝制”为支撑点，将遍布各个层面的角力一一阐明；依据学界的知识积累与新的研究成果，在扎实的史实骨架之上，明晰、中立地描摹了近代中国的激荡历史。
这段历史带来的影响，或许比我们已知的还要深远，时至今日依然值得我们反复咀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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