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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泽华
思想自由，百家争鸣，认识深化，三者之间既是互为条件、互为因果、互相促进的关系，又是递进的关系。有思想自由而有百家争鸣，有百家争鸣而有认识深化。认识深化程度是人类智慧和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
在中国的历史上，三者形成良性循环的时代是不多见的，战国时代诸子百家自由争鸣，“横议”天下事，可谓最值得称道。
认识主体人格的独立与自主，是进行独立思考的前提，能进行独立自由的思考才可能有百家争鸣。因此可以说，认识主体人格独立自主的程度决定着思维自由的程度，也决定了百家争鸣的范围与深度。反过来则可以说，思想自由的程度又是认识主体人格独立自主的重要标志。
战国时期不是所有的人都普遍获得了人格相对独立和思考自由的机会，获得这种机会与条件的只有士人。他们虽然数量不多，却震动了整个社会。
战国时期，当权者与士的关系一般不是主仆关系，相当多的是主客关系。主仆与主客关系是一个很重要的区别。主仆关系具有隶属性，主客关系则不然，客对于主有其相对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两者的关系有某种平等性。所谓“分庭抗礼”，原意就是指君主和士发生关系时，取消君臣之礼，而行主客之礼，表现为君与士之间的相对平等关系。当时社会上有个特点，就是尊士之风甚盛。“礼贤下士”便是当时尊士风气的一个侧面。
《史记·孟尝君列传》曰：“孟尝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饭不等，辍食辞去。孟尝君起，自持其饭比之。客惭，自刎。士以此多归孟尝君。”作为一个群体在社会上有如此的地位，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造成认识主体相对独立性的一个外在因素，是当时多种政权并存的局面。这种局面造成了士的流动性，东家不要到西家。当时的一些著名人物，如吴起、孟轲、苏秦等，都在几个国家做过事。“朝秦暮楚”是当时社会的一个写照。对于战国社会而言，朝秦暮楚是人格自由的表现，士人有选择的自由。
主体独立是认识自由的前提。一个人如果连自身的自主性都没有，何谈认识的自主性？认识没有自主性，就谈不上争鸣。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形成，恰恰就在于战国时代出现这么一个环境，形成了一批相对自主的士人。这可以说是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历史前提和逻辑前提。
一切可以作为认识对象，对思想解放意义十分重大，但也有一个历史过程。在当时一般人的观念中，不要说上帝、君主一般人无权认识，就是国家政务也只有权贵才能发表意见。曹刿出身可能较贫贱，当他想向鲁公言兵事时，有人劝阻说：“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只有贵族才能参与国事，下层人是无资格发表意见的。孔子也反对在认识对象面前认识主体平等，他说的“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就是用礼限制人们的认识自由，而他讲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则更明确地宣布取消民的认识权。从人的本性上，孔子曾把人分为“上圣”“中人”与“下愚”。“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这里虽主要是讲教育，实际上把“中人”以下的人都排斥在认识主体之外，在认识对象面前自然也谈不上什么认识平等。先秦诸子把人分为圣人、贤人、智者与凡人、愚者、贱者两大层次。墨子认为一切道理只能从贵者、贤者、慧者出，贫者、贱者只能扮演听从者的角色。孟子把人分为劳心者与劳力者，自然劳力者是谈不上什么认识的。荀子同样夸大了圣人、君子在认识中的地位与作用。
不过在论到士时，不少思想家都提出，士应该无所顾忌地去认识一切，事实上许多士人也放开胆量去谈天、说地、论人。孟子形容当时情况是：“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横议”说明士人讨论的问题是无所顾忌的。《庄子·天下》说宋钘、尹文之辈“不忘天下，日夜不休”。也就是说，这帮人不在其位，而要谋其政，关心天下事。《吕氏春秋·博志》载：“孔、墨、宁越，皆布衣之士也，虑于天下，以为无若先王之术者，故日夜学之。”这也是说，不在其位，而谋其道。《淮南子·淑真论》说：“周室衰而王道废，儒、墨乃始列道而议，分徒而讼。于是博学以疑圣，华诬以胁众，弦歌鼓舞，缘饰诗书，以买名誉于天下。”儒、墨之徒，以道自持，藐视成说，博学广议，招收生徒。圣人在哪里？圣人就在我的笔下。横议，只有横议，才能开拓认识的新领域，把认识推向新高峰。
从战国百家争鸣的实际情况看，争鸣者在认识对象面前可以自由认识和自由选择，从而促进了认识的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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