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先生将此一册译诗题为《独陪明月看荷花》，可能有一个联想，我出生于阴历六月，中国习俗以为这是荷花的月份，因此我的小名就叫做“荷子”，所以陶先生就取了这个带有“荷”字的标题。至于“荷”字对我而言，则颇有一种自我象喻的意味。不过这一句诗原来却只是我在睡梦中偶然梦到的一个句子，所以在显意识中实在并没有什么托喻的想法。不过我对于此一梦中之句颇为喜爱。夫水中之荷既是出泥不染，天上之月更是光影澄明，如此则“独陪明月”而“看荷花”，对我而言就似乎也有了一种象喻的意味。因此就颇想把此一梦中断句凑成一首诗篇。不过醒后的语言，却再也找不回来梦中的清妙之境了，无奈之下，于是就想到了李商隐的一些诗篇，李氏之诗往往有一种朦胧之美，与我之梦境的迷离似乎颇有相近之处，因而我就摘取了李氏的一些诗句，断章取义地集成了一首七言绝句。陶永强先生似乎对于这首诗颇为赏爱，因此在他的译稿中，遂翻译了这一首梦中得句的诗。但陶先生并未说明我所引用的李商隐诗的个别出处。我现在就想把李诗三句之出处，略加说明：

　　一、“梦雨”句，出于李氏《重过圣女祠》一诗之第三句；

　　二、“贞魂”句，出于李氏《青陵台》一诗之次句；

　　三、“昨夜”句，则出于李氏《昨夜》一诗之第三句。

　　关于李氏这三首诗之本义，此处不暇详论，如果只就我的断章取义而言，则首句“一春梦雨”所象喻的，可以说是一种幽微隐约而飘忽不定的情思；第二句“万古贞魂”所写的则是一种上冲霄汉的光影，李诗原意盖用以象喻一种坚贞之品节和持守；第三句诗所指示的则是诗人所处身的一个时空之场所。那么在此种情思、持守与境界的背景下，其中之人物又如何呢？于是遂有了“独陪明月看荷花”的一句结语，也就是在我的梦中出现的，莫知其所由来的一句诗。

　　以上是对于此一册译诗之标题，所做的简单的说明。至于见仁见智，则有待于读者自己的品味和诠释了，是为解题，聊以代序。

　　“敝帚”精装

　　曹丕《论文》引述里语曰：“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是说每个作者都会觉得自己的作品好，因而对之特加珍爱。我个人却似乎恰好与之相反，我是自知其为敝帚，所以对于自己之作品一向未尝自珍。多年来虽曾有多种版本流传，盖皆出于师长亲友之偏爱，我其实极感惶愧。近来更有陶永强先生摘选了我的部分诗词稿，译成英文，将要出版公诸于世，而且其中还选译了一些我少年时的幼稚之作，使我更觉汗颜。

　　我与陶君夫妇相识多年，他的夫人梁珮女士三十年前曾经选修和旁听过我多门古典诗词的课程，他们婚后所购置的一所住房，就在我家邻近之处，而且陶君的本职是律师，我也经常麻烦他处理一些有关法律的事务。他们夫妇都热爱古典诗词，每年暑期我在温哥华开设诗词课程，他们都是必然参加的听众。陶君中英文都甚有根底，对于中英文诗歌之对译有极大兴趣，数年前已经翻译过我的几首诗词，发表在香港出版的著名翻译刊物《译丛》中，去年又荣获了台湾主办的“梁实秋文学奖”英诗中译优秀奖，因此我十分感谢和尊重他的选择和翻译。

　　不过我对自己之“敝帚”，却仍极感不安，因此就想到一个增值的办法，就是给我的“敝帚”加一个精美的包装，于是我就想到了温哥华的一位著名的书法家谢琰先生。谢先生原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图书馆工作，对馆内所藏的一些古典善本书籍甚为熟悉，自从一九六九年我来到这所大学教书后，就经常去麻烦他替我寻捡和借阅书籍，他的夫人是香港中文大学的高材生，她的外曾祖张其淦先生是晚清学者兼诗人，有此家学渊源，所以施女士极为爱好诗词，二十多年前就曾到我班上旁听过一些课程，后来他们也在我住家附近的地方购置了一所住房，于是施女士便常来我家谈论诗词，真正成了一位“入室弟子”。每年春季梁珮女士经常联络组织我们一起同到温哥华附近的几个岛屿上去度假，就是在这样的一次度假中，当我们在一处山明水秀的湖边拍照时，又谈到了陶君翻译的我的诗词选如何出版的问题，我提出了我的“敝帚”要烦请谢先生为之做一些包装，请他把我的中文诗词稿用他美好的书法写出，谢先生欣然答应了我的请求。他们的两位夫人说要为我们三个合作者在湖边摄影留念，当我们排排站时，论及年庚，于是又有了一个惊喜的发现，原来以中国的十二生肖论，我们是三只老鼠，我的年龄最长，生于甲子年，谢先生次之，生于丙子年，陶先生最幼，生于戊子年。当时谢先生就又有了一个美妙的想法，他提议要请他的好友，温哥华的一位著名的书画篆刻家黎沃文先生为我们刻一方三只老鼠的印章，我与黎先生也是旧识，以前我的一套唐宋词系列的讲课相带，也曾请他画过插图，他的画风清新秀逸，极富远韵，篆刻亦极精美。我的“敝帚”如今竟然得到了三位名家为之翻译、书写和篆刻的合作，这真是何等值得欣幸的一种殊胜的因缘。

　　在欣幸这殊胜因缘之际，我也愿借此机会对以前的一些曾助成我诗词稿本之保存与印行的人们表示感激。如前所言，我既自知个人所作之为敝帚，但却因我童少年时代所得之于家中亲长与学校老师之教诲和鼓励，培养出来了我对诗词的浓厚兴趣，当我在北京老家时，曾因兴之所至写过不少作品，这些作品大都有长辈们的一些评语，所以当我于一九四八年春天赴南方结婚时，为了保存亲长之手泽，就把这些习作的旧稿，随身带到了南京，那年冬天十一月，因为政局的变化，我又随外子工作的撤迁，把这些习作的旧稿带到了台湾。次年八月，我生下了长女言言，当年十二月外子就因当日台湾白色恐怖的牵连，被海军逮捕。次年一九五○年夏六月，我所任职的彰化女中自校长以下还有六位老师，也一同遭到了逮捕，我带着吃奶的女儿也同被拘讯。其后不久，我幸获提前释放，但外子在左营军区的住所和我在彰化女中的宿舍，则已都被有关单位收回。因此我被释出后就成了一个无家无业的无以为生之人，只好投奔了一个亲戚，晚间在她家的走廊上铺一条毯子，聊作我与女儿的栖身之所。暑假后幸得亲友介绍得以在台南一所私立女中谋得了一席教职，才勉强得到一间宿舍作为栖身之地。如此经历了四年之久，外子幸获释出，但已失去了工作，遂闲居在我的宿舍中。某日，收拾旧物，忽然从破旧的箱箧中捡出了这一叠旧稿，患难后深感保存旧物之不易，我遂向校方商借了钢板和蜡纸，由外子抄录了一份油印稿，以资保存。其后，因为遇到了两位以前我读大学时的老师，一位是戴君仁先生，一位是许诗英先生，相继介绍我进入台湾大学任教，并在淡江与辅仁两所大学兼课，担任了诗选、词选、曲选等课程的教学。当时这些课程都有习作的要求，因此我也偶然抄录一些自己当年的习作，作为鼓励同学写作的切磋之用。那时淡江大学有一位陈国安同学，对旧诗词甚感兴趣，于是就将我的油印旧稿，重新打字编印了一册较为整齐的小册子。迄于六十年代中，因我在辅仁大学兼课的时间与另一位也在辅大兼课的南怀瑾先生的时间相同，每次都同乘一辆交通车往来，课后也在同一间教员休息室休息。南先生偶然见到了我的这一册旧稿，于是就将之推荐给了当时台湾的商务印书馆，其后被编入了他们的《人人文库》中，并来函要我写一篇跋文。那时我已来到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为养家糊口之计，不得不应承了要以英语教学的一门中国古典文学课程。每天要查英文单字到深夜两点方能上床休息。当时我已长久不作旧诗，所以曾在跋文中叙写说：“嘉莹于旧诗词之写作辍笔已久，年华空逝，往事难寻，偶一翻阅旧作，则当年故都老屋，家居在学之生活点点滴滴，都如隔世，而追怀伯父狷卿翁及羡季师对嘉莹教诲之殷，期望之切，更未尝不衷心自疚，愧无能报。是编之辑，即泰半为当日习作之旧稿，固早知其幼稚空疏略无可取，不过聊以忏悔一己之老大无成，且以之纪念伯父狷卿翁及羡季师教诲之深恩而已。”所以当日台湾商务印书馆所出版的这一册集子，原只题名为《迦陵存稿》。“迦陵”是我的老师当年要把我的习作拿出去交给报刊发表时，我因其与我的名字“嘉莹”声音相近，所临时想起的一个笔名。题其名曰“存稿”，是因为我本以为不会更有什么新作，只不过是为了纪念而将旧稿辑存而已。

　　当时，中国大陆正在“文革”之中，故家难返，每兴他乡羁旅之思，其后，又迭遭丧父、丧女之痛，我对旧诗词之写作既然结习已深，所以每有所感仍往往以写作旧诗词为抒解自我情感之唯一方式。当时有一位曾经在淡江大学听过我三年课的同学施淑女女士，也从中国台湾转到了加拿大来读书，我每有所作，她都为我誊写一份清稿。但不久她就应淡江大学之聘，返回台湾去教书了，不过我们仍经常保持联系，偶有所作我仍然会把一些诗词稿寄给她一看。直到八十年代初，“文革”已经结束，于是我遂经常回大陆去探亲和讲学。一九八六至八七年，我更曾利用休假的机会，回大陆去停留了一年之久，那时台湾尚未开放，于是我与施女士遂断绝了书信的往来。直到次年我回到温哥华后，竟然收到了她在这一年中亲自为我编排整理并出资付印的一大批《迦陵诗词稿》，那时我正在与四川大学的缪钺教授合作撰写《灵谿词说》，我个人曾陆续撰写了五十首《论词绝句》，而施女士当时所编印的集子只收录了二十七首，及至我回到加拿大以后，又将续作的二十三首寄给了她，谁想到她竟然又替我印了一批增入新作以后的选本。而这两册集子，就是以后台湾的桂冠图书公司，和大陆的河北教育出版社为我出版《迦陵诗词稿》所依据的底本。至于这一册英译本中所选录的有一些旧日《诗词稿》所未收的新作，则是经由南开大学的安易女士所整理和由她电脑打印的。安女士自一九七九年开始在天津听我讲课，其后于九十年代我在南开成立研究所时，曾被聘任为我的秘书，直至近日她一直仍在协助我查找资料和整理讲稿。

　　写到这里，再一回顾，我的诗词稿竟然先后已有了油印、打印两种版本，施女士赠印的两种版本，以及先后由台湾的商务印书馆及桂冠图书公司，和大陆的河北教育出版社三家正式出版社出版的三种版本，如今又将有英译本面世，合共盖已有八种版本之多。我自己平生对诗词的写作，虽自知其为“敝帚”，而从来未尝自珍，但回首前尘，则数十年来曾经为我整理抄录打印编订和出版的所有的友人们的情谊，则确实使我感到有千金之重。在此一册英译本付印之前，我愿在惶愧之余，向大家献上我最诚挚的一份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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