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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泽华
战国时士人奔走四方，朝秦暮楚，合则留，不合则去。看上去游刃有余。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李斯著名的“鼠”论颇能说明问题。李斯对比厕所与粮仓的老鼠，前者又脏又瘦，后者大而肥。他从中悟出一个道理：能受到君主的重用，就如粮仓的老鼠，否则只能如坠入厕所的老鼠。
无独有偶，汉代东方朔也有一句名言，士人“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汉代君主对士人的态度前后有一个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士人由贤士、“功人”降为犬马和器具。
汉高祖刘邦出身社会下层，在参与农民起义过程中，士人的谋划、献计定策对他的成功起了决定作用。他总结说，他之所以能夺取天下，是因为得到了张良、萧何、韩信三个士人出身的政治家的帮助，而项羽最后失败是因为有一范增而不能用。因此他在分封功臣时对参与决策谋划的士人与攻城略地的武将予以区别对待，称武将为“功狗”，称萧何等为“功人”。当然他有一条前提，即“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
随着政权的巩固，大一统局面形成，君主权威迅速趋向绝对化。士人的地位开始发生变化，贾山上书文帝时说：“雷霆之所击，无不摧折者；万钧之所压，无不糜灭者。”君主之威，胜过雷霆万钧，说明士人对君主已有强烈的畏惧感。至汉武帝时期，士人已成为君主的掌中物，地位进一步下降。汉武帝把士人比作器具，他说：“何世无才，患人主不能识之耳。苟能识之，何患无人？夫所谓才者，犹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尽用，与无才同，不杀何施？”平时则把士人官僚作为狗马与倡优畜之。司马迁为太史令，在《报任安书》中也说：“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
在汉代大一统专制政权的控制下，士人的出路十分狭窄，几乎都拥在入仕这一条道路上，向专制君主讨饭吃，这是士人群体地位下降的基本原因。正如东方朔所说：“夫天地之大，士民之众，竭精驰说，并进辐凑者不可胜数，悉力募之，困于衣食，或失门户。”士人别无安身立命之计，只能像被豢养的鸡鸭狗马一样拥向统治者求赏赐残羹冷炙。士人培养得多，政权使用得少，供大于求，对专制君主来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有充分挑选的余地。西汉后期的扬雄就曾感叹：“当今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揖客，将相不俯眉；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谈者宛舌而固声，欲行者拟足而投迹。”说明了士人拥挤于仕途的艰难和危险。
封建社会的历史证明，大一统政权愈巩固，士人的活动范围愈小。相反在诸侯纷争、军阀混战时，士人容易得到统治者尊重。这个道理东方朔说得很清楚，他说：“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岂可同哉？夫苏秦、张仪之时，周室大坏，诸侯不朝，力政争权，相禽以兵……得士者强，失士者亡，故说得行焉……今则不然，圣帝流德，天下震慑，诸侯宾服。”进而说：“故绥之则安，动之则苦；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虽欲尽节效情，安知前后？”这里尊之、卑之、抗之、抑之、用之、不用的权力全在于皇帝。
在权力掌控整个社会资源的情况下，士人的地位只能是“鼠”，因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受到权力的重用虽能变为“虎”，但也只能是最高权力者的仆从。士人要想获得独立、自主，只有社会环境发生了基本的变化才能实现，即社会市场化成为主流，思想、文化能成为一种产品，飞黄腾达无需由权力左右和支配。
敢于突破祖宗之法
战国有两次大改革：一是商鞅变法，一是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两次改革都涉及如何对待祖宗之法，并引起两场著名的辩论。商鞅变法的意义，人人皆知，无需赘述。商鞅变法之始与甘龙、杜挚等有一场辩论，文字记录见诸《商君书·更法》。
秦孝公对变法先发出疑问：“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令臣下回答。
甘龙持反对意见，说：“臣闻之，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劳而功成；据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今若变法，不循秦国之故，更礼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议君，愿孰察之。”
公孙鞅(商鞅)反驳道：“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
杜挚也反对变法，说：“臣闻之，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臣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君其图之。”
公孙鞅曰：“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于故习，学者溺于所闻。此两者所以居官守法，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君无疑矣。”
公元前307年，赵国赵武灵王开始推行“胡服骑射”，遭到一批显赫贵族(赵文、赵造、周袑、赵俊以及公子成)的反对。于是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
赵武灵王发起的“胡服骑射”同样是从如何对待祖宗之法开展辩论的。一开始，赵武灵王也有疑虑：“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议之也。”
赵武灵王的叔父公子成说：“臣闻中国者，盖聪明徇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今王舍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怫学者，离中国，故臣愿王图之也。”
赵武灵王说：“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礼者，所以便事也。圣人观乡而顺宜，因事而制礼，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国也。”
赵武灵王还认为：“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袭，何礼之循？虙戏、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三王，随时制法，因事制礼。法度制令各顺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礼也不必一道，而便国不必古。圣人之兴也，不相袭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礼而灭。然则反古未可非，而循礼未足多也。”遂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军事改革。(更多细节，请看后面的《以古制今者不达事之变》。)
《商君书》是商鞅及其后学的著作集合，学界多数认定《商君书》中《更法》篇是商鞅提出变法之初的实录。商鞅变法在公元前356年。赵武灵王与公子成的辩论在商鞅变法之后近五十年，由《史记》记载。两者的辩词几乎如出一辙，是司马迁仿效《商君书·更法》编造的，还是另有根据？这个文字案另说。
胡服的推广，开创了我国古代骑兵史上的新纪元，赵国赢得了赫赫武功，广开疆域，在长城之外设置了多个郡所，又大大削弱了心腹之患中山国。
1903年，梁启超发表《黄帝以后的第一伟人——赵武灵王传》，评价说：“七雄中实行军国主义者，惟秦与赵……商鞅者，秦之俾斯麦；而武灵王者，赵之大彼得也。”
辩论都涉及如何对待祖宗之法，是固守祖宗之法、因循守旧，还是敢于突破祖宗旧制？这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命题。改革如不敢突破祖宗之法，是不会取得成效的。这个道理对今天依然有启示意义。
以古制今者不达事之变
战国时期赵国赵武灵王发起的“胡服骑射”军制改革大事，引起了朝堂激烈的辩论。它虽不及秦国的商鞅变法涉及整个社会关系的大变动，但影响也很大。
战国时期，东胡、林胡、楼烦，史称“三胡”，居住在燕国和赵国北部长城一线，这个时期东胡最为强盛，号称“控弦之士二十万”。“三胡”都是游牧民族，生活在马上，都很善于骑射。飘忽而来，飘忽而往，对以农业为主的中原(主要是燕赵)经常发起袭击，甚至长驱直入，造成很大的破坏和国家政局危机。
中原各国在战国以前的武备主要是兵车和徒兵，秦国与西戎游牧民族混杂，出现骑兵较早，名曰“畴骑”，但仍不是主力。历史进入战国以后，战争已经从早期的兵车正面冲击战术转向更为机动灵活的作战方式。骑兵作为一种独立的兵种出现了，当时各大国均建立了骑兵部队，如秦、赵等国均号称“车千乘，骑万匹”，作战由车步为主渐渐转变为车骑并重。在发展骑兵上，赵武灵王做了前所未有的大胆改革，这就是著名的“胡服骑射”。
赵武灵王策划“胡服骑射”之初即估计到会招致非议，他自己说：“吾不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我也”，“恐天下议之也”。但他认定“制国有常，利民为本”，下决心改革。他提出之后，“群臣皆不欲”。特别是他的叔父公子成，疑惑最大。使者以报。王曰：“吾固闻叔之疾也，我将自往请之。”大臣“赵文、赵造、周袑、赵俊皆谏止王毋胡服，如故法便”。
赵武灵王开导这些守旧的大臣说：“夫进退之节，衣服之制者，所以齐常民也，非所以论贤者也。故齐民与俗流，贤者与变俱。”还引了一句谚语：“以书御者不尽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达事之变。”又说：“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学，不足以制今。子不及也。”遂推行“胡服骑射”，国力大盛，破林胡、楼烦。筑长城，驱地千里，置云中、雁门、代郡。
眼下伴随着国学热、儒学热兴起一股复古之风，要孩子们读充斥封建礼教的《弟子规》《女儿经》，要穿所谓的“古装”，孩子们对家长行磕头礼、洗脚等，各地纷纷举行各种祭祀大典，穿戴所谓的古代服装，举行大典祭祀历代帝王等等，恢复所谓的“古礼”，他们不看时代和道德观念的转变，提出以儒家的道德救时下之弊。在这股风中，一些人走上前台，倡言什么恢复和建立儒教，而且提出要确立为“国教”，要搞什么“儒家宪政”。还要废除通行的公历纪年，改成孔子纪年，以孔子生年为元年，令人眼花缭乱。据说这就是发扬优秀传统。面对诸如此类复古之行，应该想想两千年的谚语“以古制今者不达事之变”的意义。现在种种复古之举是否是在祸害老百姓，值得深思啊！特别是一些行政部门参与其中，滥花纳税人的钱，真是让人匪夷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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