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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讲师：
文学女博士孙爱霞，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近代文学、天津文学与文化。参与撰写《天津文学史》“古代卷”中的《明代文学》与《清代文学》。独立主持完成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近现代天津词学系年初编”，主持完成两项天津社科院青年课题“《水香洲酬唱集》研究”与“《癸酉展重阳水西庄酬唱集》研究”。主持在研天津社科院重点课题“天津诗史”“近现代天津文艺期刊研究”，编辑出版《三津谭往(2015)》。
结诗社，是一种风雅的聚会。总是有才学、有号召力，还得有情调的人才会发起这样的活动，想想《红楼梦》里的诗社，群芳竞才华，酒香伴诗情，那场面让多少人艳羡不已。在现实生活中，诗社活动的场面是怎样的？在天津这个文化味道很浓的城市，有代表性的诗社给城市留下了哪些记忆？这周的“问津讲坛”邀请专家和您说说那些与诗社有关的人和事。
不以作诗为“主业”的诗人
孙爱霞老师走上“问津讲坛”要给大家说说名人严修和他倡立的城南诗社。人们一提到严修都先想到其教育家的身份，然而除了教育家，严修还是一个诗人。与严修的教育成就相比，人们很容易忽略其诗才与诗作。但是，他的的确确又是一位诗人，其所留下的数百首古近体诗作就是明证。
会写诗的人，总会与志同道合的伙伴雅集。所以，结诗社也就在情理之中。城南诗社成立于1921年暮春时节，起初不过是兴趣相投的三五位朋友之间的聚会，严修主倡，朋友皆和。严修和他发起的这个诗社，给天津留下了哪些值得回味的“镜头”和文化留存？我们听专家说说。
从幼儿园到大学他都办过
新报记者：鼎鼎大名的严修先生，对于天津人来说很熟悉。他倡导“新”教育，可他本身受的是传统教育，还参加过科举，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严修小时候受教育的情况吗？
孙爱霞：严修1860年出生于河北三河县。六岁时，入私塾读书。那个时候，小孩子读书是个什么情景？他后来在自己的诗作里有很生动的描写：“读书要背诵，记性奈平平……有时遭瞋叱，战栗心屏营……笔管打我头，起落不暂停……余乃声泪俱，泪渍书纵横……”儿时受塾师训导的情形，多年后想起来，还是记忆犹新，足见这种童年的记忆对严修而言是非常深刻的。
新报记者：那他后来创办新式教育的历程又是怎么样的呢？
孙爱霞：严修1887年至1894年，一直在当时的京师供职。1894年，授贵州学政，家眷留在了北京。他在贵州做的就是教育事业，俗话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但严修离任时，带着的却是一大笔债务。他自己的俸禄，大多用来给学子们买书或作为“奖学金”了。在贵州三年，他致力于教育，感动各界，他离开后，当地立碑，以铭记他付出的艰辛努力。
1897年，帝国主义相继入侵，严修曾上书清廷，主张改革科举，开设经济特科(指西方数理化等实科)，没有被批准，于是辞官回到原籍，专心办学。这就说到严修在天津的生活，1899年至1903年，这4年，他一直在天津。1901年在天津期间，他对以前义学私塾的课程进行了一些修改。又借一处陶氏人家的宅院，兴办了学堂，这其实就是他兴办新式教育的一个“实验基地”。当时的有识之士王寅皆、林墨卿、张伯苓等人经常和严修一起讨论教育方面的话题。1902年，又有王竹林、李子赫等名人捐资，邀请严修一起办学。教育救国一直是严修心中的目标，他也一直在为这个目标努力。1904年，严修开始总理设在保定的直隶学校司的事务。他后来把“学校司”这个名字改为学务处。1904年8月，在保定设立了一所初级师范学校。也是在1904年，他把家塾里的英文馆改为敬业中学堂，当时的合作者就是张伯苓。1905年，学务处迁到了天津。之后，改天津校士馆为师范学校。收回法国人在如意庵所设的普通学堂,改为天津府中学堂。严修早在1902年，就在自己家里创办严氏女塾。1905年创办严氏女子小学，并设保姆讲习所和幼稚园，地点都是在自己的家中。1907年，敬业中学堂改名为南开中学堂。1919年，严修和张伯苓又共同创办南开大学。在之后的数年中，南开系列学校形成了自己的体系。从幼儿园到大学，严修的身影出现在各个教育领域之中。
名士雅集建个世外桃源
新报记者：严修是一位大教育家，也是一位诗人。他喜欢什么样的诗？他的诗作特色是什么？为什么会在天津兴办了一个城南诗社呢？
孙爱霞：严修所欣赏的诗歌是什么样子呢？从他自己的诗作中可以品读出来，诸如“史才虚谷申耆后，诗格渔洋广雅间”“不嫌喧哄声成市，稍惜诙谐语近村”，以及“落笔久经人脍炙，开编弥觉味深长。传家果有元和手，不独诗豪属李唐”等诗作，从中可以看出，王渔洋、张之洞、刘禹锡、柳宗元都是他所敬佩的前贤。他欣赏脍炙人口、韵味深长的诗作。严修为人不汲汲于功名利禄，他作诗也一任心中所出，不逞才使气，不费力雕琢，该用典时用典，该直抒心曲就直抒心曲，自然流畅。
城南诗社是在1921年成立的，起因本是三五个文人相聚宴饮，王武禄在《城南诗社集序》中写道：“按诗社之始，起于三数人文酒之宴，严范孙先生实倡之。”这就说明了诗社之缘起，还有发起人。另外，王武禄的序言同时也说明了“城南诗社”名称的来源：“城南二字，固昉乎浴沂风咏之例，而尤以吾等集合地址界乎昔日天津城基之南。”
据侯福志先生《“管城”曾经也是城南诗社社址》，城南诗社兴办之初没有固定的地点，1921年在河北公园(今中山公园)霞飞楼；1922年、1923年之际在华安饭店；1924年在江南第一楼；1926年改在明湖春，每两星期一聚。1931年后，诗社活动地点又改在蜀通饭庄，后来就以此为固定地址。除在相对固定的社址聚会外，严修家的蟫香馆、李琴湘家的择庐、管洛声家的新农园以及水西庄旧址也曾作为诗社的活动中心。每次聚会，多则20余人，少时也有十余人。根据王武禄的记载，聚会时“南北名流，欢然并集……亦庶几世外桃源，人间仙府矣。”
诗社传承津沽“雅”文化
新报记者：严修发起兴办的诗社，只是为了文人们吟诗答对，喝酒消遣吗？它在发展过程中，对城市的文化有哪些影响？
孙爱霞：城南诗社的发起，有它的历史背景：当时北洋军阀政府当权，政治环境复杂而黑暗，有识之士心中很郁闷，希望有一个可以宣泄情绪的方式。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发生，使很多年轻人都选择创作新诗。而严修对于新诗持一种保守态度，而对以诗词文为代表的旧体文学始终坚持创作。因此严修的文化观是诗社成立的先决条件。另外，当时天津是民国时期重要的港口城市，交通便利，加之有多国租界地，天津遂成为民国时期文人名士比较理想的遁隐之地。如许多机缘凑巧，便促成了城南诗社这样一个雅集“平台”的产生。
城南诗社是20世纪20年代天津文坛重要的传统文人社团。诗社社员有感于战乱动荡的社会现实,渴望借诗社摆脱烦恼,获得心灵的宁静。城南诗社活动前后约30年，成员总计在200人以上，天津地方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几乎全部参与诗社活动。1937年天津沦陷时，城南诗社一度停止活动，1945年后再次兴起，诗社活动至1950年初停止。它的意义不仅是可以从当时的诗歌唱酬中，认识北洋乱世之中文人的真实心态，更是对承续津沽风雅文化做出了贡献。天津文化有雅俗两脉。而长期以来，俗的一脉比较明显，而雅的一脉则处于“隐”的状态，以致很多人对天津文化认识有偏颇。通过对城南诗社里文化名人们活动的记录以及流传下来的作品，意在使“雅”重现，使天津文学与文化的内涵更加生动与丰富。
新报记者 任悦 李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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