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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我们失去了105岁的“女先生”杨绛；9月4日，另一位107岁的“杨先生”也走了。这位杨先生是南开大学教授杨敬年，1908年出生于湖南省湘阴县(今汨罗市)。他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教育家、翻译家，中国财政学和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他一生著述丰富，90岁时翻译74万字的亚当·斯密《国富论》，100岁还出版了27万字的自传《期颐述怀》……
一位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一位是一生“以义制命”的湖湘“真铁汉”。两位“杨先生”虽已远去，但其留下的著作书香悠长，永存着治学之精神，为人之风范。
杨敬年：“能受天磨真铁汉”
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被认为是现代经济学之父。2016年，是他的《国富论》正式出版240周年。清朝末期，西学东渐蔚然成风，不仅引进了“德先生”和“赛先生”，也引进了“富先生”——1902年，严复以《原富》为名翻译出版了《国富论》。这是《国富论》的第一个中文译本。
2016年9月11日，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召开《市场经济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实践——暨纪念〈国富论〉发表24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宣读了南开大学教授杨敬年向会议提交的书面发言。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国富论》是我1998年90岁的时候翻译的，当时用了11个月的时间，每天早晨从3点到7点连续工作四个小时，翻译大约3000字，下午校对， 2001年第一次出版时才知道一共74万字。2005年我又增译了原书的主题索引，有6万字，一共就是80万字，于是又重新校对了一次，这就是第二版。后来又出了第三版的珍藏本。到今年已经是第16次印刷，一共发行了7.2万册……
7天前的9月4日，杨敬年先生去世。还有两个月，他就108岁。这篇他生前已写好的书面发言，成为他最后的学术文章之一。
“以义制命”，能做什么，就做点什么
1998年,杨敬年90岁。
1908年，也就是“光绪三十四年”，杨敬年出生在湖南省湘阴县(今汨罗市)。他自幼失怙，由外祖父和叔祖父抚养长大。多年后他回忆，家境贫寒而破碎的自己“没有其他兴趣，棋都不会下，只想求学”。在动荡和苦难中坚持求学的“唯一动机，就是充分发挥自己的天赋……我走的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道路”。
1927年，杨敬年考取设立在长沙的黄埔军校第三分校。但3个月后就发生了“马日事变”，他只能离开黄埔军校。1932年他考入了中央政治大学，毕业后放弃去江苏省民政厅的机会，到南开大学继续念书。1945年，他被选拔为中英庚款董事会第八届留英公费生，到牛津大学攻读“哲学政治学经济学专业”，3年后，他提前获得了博士学位，应时任南开大学校长何廉的召唤，他放弃赴美国的计划，回到了南开大学任教。新中国成立后，他主持创办了南开大学财政系，成为该系首位系主任。
但此后他的人生道路，真是历尽“天磨”：
1957年，年将半百的他被划为“右派分子”，继而是“历史反革命罪”“牛鬼蛇神”和“专政对象”等。到1979年获得平反，可以名正言顺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时，杨敬年已经71岁。
1974年，68岁的发妻李韵兰中风瘫痪在床。又过了两年，他的儿子飘蓬因急病去世……
但再大的苦难，杨敬年都挺了过来。 “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命’吧——不是宿命的命，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杨敬年说，“我的办法就是‘以义制命’，能做什么，就做点什么。” “能受天磨真铁汉”,湖南人左宗棠的这句话，他时常提起。
当年，妻子中风后病情危急，天津总医院的大夫告诉杨敬年：“准备后事吧。”但他不放弃，在妻子身边寸步不离地守了9天9夜。此后，妻子的床边搭着杨敬年的行军床，“无论什么时候她需要，我都能在她身边。” 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天津，杨敬年守在已瘫痪的妻子旁边,“我心里非常安定，她已经不能动了,我不能走。要死,那就同死呗。”
在被迫离开讲台的22年里,他做尽了所能做到的一切跟学术相关的事，翻译了《不稳定的经济》《美国第一花旗银行》《垄断资本》《银行家》等8部著作，共计230多万字。他还校审、定稿180万字的联合国文件翻译。所有这些几乎都不能署名，很少甚至常常毫无报酬。但他说“无所谓,只要能够工作”。唐山地震后，一家人搬进地震棚。每到夜晚，杨敬年搬着凳子，坐到大树底下，借星月照明，继续翻译他的书。
他的灵魂“没有皱纹”
1982年，杨敬年在全国率先给研究生开设发展经济学专业课程。发展经济学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在西方形成的一门综合性经济学分支学科，通过探讨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互动规律，寻求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社会发展，而不是简单的经济增长。虽然重返讲台，但在1983年全国首招博士研究生时，75岁的他因超龄没有评上博士生导师。从世俗的眼光看来，杨敬年最终居然连博导都不是，他“混得真是不济”。但他处之泰然：“落实政策后，南开大学20多名四级教授普遍升级，我却因‘没有能写出四级教授应当写出的东西’，不能入选，当时我想，是我没有能力写呢，还是环境不让我写？”
86岁那年，杨敬年恋恋不舍地告别讲台，并开始撰写《人性谈》，力图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等方面，全面论述人性。他还对制度与人的发展做出了严肃的思考，探讨人性与各种社会制度的关系，提出世界一切动乱在于两个根本问题：政治方面权力分配的不公平和经济方面收入分配的不公平。
1998年11月，此书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他对此感到满意：“到了90岁，才把自己要说的话出版了。”105岁时，《人性谈》再版，他“在头脑里头修正”，口述了一万多字的改动。
《人性谈》刚出版，陕西人民出版社就联系他，提出翻译《国富论》的请求。他感到此书对于传播普及经济学知识意义重大，亚当·斯密是个“高耸入云的人物”，又自认“余勇可贾”，就一口答应下来。图书多久可以译完？对此编辑们做好了等待两三年的准备。
但这位九旬老人却默默制定了翻译计划：每天3点起床，翻译4个小时，7点准时锻炼，一小时后吃早饭、休息，再看会儿书，11点半吃午饭，下午继续校对和下一篇的准备工作，晚上8点左右睡觉。11个多月后，74万字的译文顺利交稿。
也是在1998年，杨敬年失去了已在病床上躺了24年的爱妻。弥留之际她呼唤着：“我要见飘蓬，我要见飘蓬！”杨敬年俯下身对她说：“我就是飘蓬。”
百岁之年，杨敬年又出版了27万字的自传——《期颐述怀》。学生们送他一块匾额：“生命从百岁开始”。“我的日历年龄是100岁，人家看我的生理年龄是70岁，我看我的精神年龄也就30岁吧。”学生们觉得，杨敬年的灵魂，一定“没有皱纹”。每天早起，他依然要背几首古诗词，尤爱杜甫的《秋兴八首》。每晚他要听新闻，从《共同关注》到《新闻联播》。当被媒体问及思考最多的问题，杨敬年说:“我还是在想,中国的未来。”他的学生要为他写书，他嘱咐说：“你不要把我写得太好。我有个自画像，这个自画像就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
2016年6月，杨敬年就读过的牛津大学圣体学院向他授予了最高级别的荣誉院士称号。希望以此“赞誉杨敬年教授在中国大学任教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凭藉善良和谦逊，正视人生中巨大困苦的坚忍不拔的精神”。在写给杨敬年的贺信中，牛津大学圣体学院院长理查德·卡沃丁表示：“圣体学院的全体师生均以与您保有这层联系而骄傲。”
2016年9月4日，南开大学又一个新学年到来之际，被师生们称为“不老传奇”的杨敬年先生，终在天堂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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