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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腾飞
对于学术史而言，遗忘并不是陌生的文化现象。它既可能因为政治、思想等因素被主动遗忘；也可能因为史料匮乏被无意遗忘。葛兆光先生率先正视“学术史的遗忘”，并进行深刻反思。他从被遗忘的学术史里“重新发现”了沈曾植在清末民初的学术史价值：“沈曾植和他那一批朋友们学术精湛、知识广博，视野也绝不狭隘，甚至可以说他们在近代学术转型期中一手牵着传统，一手攥住现代”。
笔者尝试根据1975年4月14日顾颉刚的一则未刊批语，还原一段被尘封的史坛往事。顾颉刚批语在蒙季甫《商君书校读》(第二册)手抄本扉页，内容如下：“一九三九年，予应齐鲁大学聘到成都，时与蒙文通接席，因识其弟季甫，时季甫正集商君书各种版本作校读一书，既成以之畀余谋付印，顾抗日战事方殷，曾无书店可以接受，寘敝箧中卅余年，值此批孔运动起，山东大学为表章法家著作，征求此稿，今乃检出，而首册已亡，难息此久之。”
根据《顾颉刚年谱》1975年5月条记载，“五月一日始，恢复‘颉刚日程’，日记已中断三年余”。也就是说，这条批语正好处于日记中断期间，某种程度上填补了顾颉刚研究的匮乏史料。批语主要内容涉及顾颉刚与齐鲁大学、顾颉刚与蒙文通、蒙文通与蒙季甫等人事，涉及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的学术交谊。
顾颉刚与齐鲁大学国学所的缘分
七七事变后，东部地区高等院校为保存学术命脉纷纷内迁。位于济南的齐鲁大学也不例外，其内迁成都后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重建。受教过顾颉刚的齐鲁大学教师张维华向校长刘书铭推荐顾颉刚。顾颉刚在《顾颉刚自传》中说明了受聘齐鲁大学的缘由：“我和齐大向无渊源，他们的请我是张维华介绍的。张维华齐大毕业，入燕大研究院肄业，上了我两年的课，后来他又回到齐大教书。抗战后，齐大内迁成都，他是齐大的校友，主张恢复国学研究所，请我当主任。”此外，“昆明地势高易失眠”也是顾颉刚选择齐鲁大学的重要因素。1939年5月3日，顾颉刚在日记中写道，“西山偕刘书铭来，谈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事”。此事便是刘书铭邀请顾颉刚出任国学研究所主任一事。
顾颉刚主持齐鲁大学国学所期间，国学所的学术研究逐步提升。首先，延聘研究员、编辑员、图书员等，国学所由重建时的三人发展到近二十人。其次，拟定研究计划并开展学术出版。他一手主持整理“二十四史”，一手创办了《齐大国学季刊》《齐鲁学报》《责善半月刊》。
学术的重心在于学人。国学所的学术研究须臾离不开顾颉刚的学术交谊。钱穆在《师友杂忆》中就载有“颉刚邀余同往”的文字。从某种程度说，钱穆受聘国学研究所进一步扩大了顾颉刚的学术交谊。蒙文通就是个例子。钱穆与蒙文通在20世纪20年代有学术来往，此后交谊不断。自从钱穆受聘国学所教授后，蒙文通“与钱穆交往颇为频繁”。据蒙文通的儿子蒙默回忆，“抗战期中，钱先生离开了西南联大到成都来，在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后来在华西大学教书，与我父亲常有接触”。蒙文通此时任四川省图书馆馆长，但是“也在齐鲁大学教书”。
因为钱穆的缘故，顾颉刚与蒙文通也交往不断。查《顾颉刚日记》1939—1942年内容，时常会发现蒙文通的名字。不仅在“同席”名单中有蒙文通的名字，而且还有“访文通”、“文通来”等。
蒙文通与蒙季甫的学术佳话
顾颉刚的批语在蒙季甫《商君书校读》第二册扉页上。那么，蒙季甫何许人也？从《蒙文通先生年谱长编》中可以得知，“先生堂弟蒙季甫(一九零八—二零零八)，又字吉甫，其父蒙安国与先生伯父蒙公甫、父蒙君弼是亲兄弟，故季甫先生与先生是叔伯兄弟”。
蒙文通不仅慧眼识才，还十分器重蒙季甫，把他带到北京，为他提供充足的学习条件。在蒙文通的指导下，蒙季甫学有所成，发表文章数篇。现可以收集到的著述主要有《国专月刊》1937年第2期发表的《儒家政治思想之变迁》、《图书集刊》1945年第6期发表的《月令之渊源与其意义》，以及收入蒋礼鸿《商君书锥指》一书附录的《商君书说民弱民篇为解说去强篇刊正记》。值得一提的是，“蒙文通先生著《儒学五论》他竟对其中两论提出重大修改补充意见，蒙文通先生大惊！”
蒙季甫在一篇纪念性文章中深情地写到，“蒙文通先生是我堂兄，也是我的老师。当我还在青少年时代，他见我虽家贫失学务农，但还喜欢读书，便开始把我引向学术道路。”这种亦师亦兄的关系，早已超越血脉相连的兄弟亲情，称得上学术史的佳话和典范。
七七事变后，日寇对蒙文通威逼利诱，他毅然带着亲属返回四川，受聘四川大学教授，兼四川省图书馆馆长。蒙文通提醒研习经学的蒙季甫，今古学派不能“单纯从经学可以得到解决”，“要在先秦诸子中下一番功夫”。蒙文通“经子互补”的学术方法，正是此后蒙季甫关注法家学说的理论依据。顾颉刚在未刊批语中提及“时季甫正集商君书各种版本作校读一书”，大概是受蒙文通启发研读先秦诸子的学术实践。
现存三册的《商君书校读》手抄本，应是蒙季甫收集商君书各种版本校读的学术成果，遗憾的是第一册已经亡佚。在受聘齐鲁大学国学所时，顾颉刚“时与蒙文通接席”。据蒙文通之子蒙默口述，蒙文通“也在齐鲁大学教书”；此外，“星期六下午他就到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去了”，“星期天下午就回城里面来”，因为齐鲁大学每周六有个座谈会。在与顾颉刚的接触和交往中，蒙文通必然向顾颉刚提及和推荐过蒙季甫，并且后来结识。因此，顾颉刚才会多次主动向书店推荐蒙季甫的书稿，但是结果并不令人满意。
学术史不容遗忘
晚清以来，诸子学复兴呈如火如荼之势，法家学说亦是如此。民国时历史学家常乃惪便宣扬“中国的起死回生之道，就是法家思想的复兴，就是一个新法家思想的出现”。
“评法批儒”运动使得《商君书校读》被重新发现。此时顾颉刚被征询此稿，其才重见天日。由此，顾颉刚在书稿扉页上题写了上述那段批语。20世纪30年代，蒙季甫收集、整理和校对《商君书》，正是在蒙文通的指导下，为深入了解经学的今古文学派问题，扩展至研习先秦诸子的实践。也就是说，《商君书校读》的撰述旨趣，并非是为研究《商君书》而研究《商君书》，乃是以“经子互补”的方法扩展和深化经学研究。然而，由于“评法批儒”此书稿才被重新发现。大概，这就是顾颉刚“难息此久之”的缘故。
遗憾的是，这部书稿随后再次被人遗忘。《商君书校读》首页有顾颉刚的批语，正文内容以小楷字体书写在“私立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稿纸”上。这部手稿的学术价值自待以后专家研究，本文仅以顾颉刚批语钩沉相关的历史记忆。
这段被遗忘的学术史不仅是一部书稿的命运史，也是一段学术交谊史和社会变迁史。手稿既有蒙季甫一心向学术的心血和蒙文通一心指导的心血，也有顾颉刚先生一心推荐的心血，堪称学术交谊的结晶。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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