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介绍中国上市公司治理总体情况时，李维安说，中国上市公司治理水平在2003-2016年总体上不断提高。经历了2008年金融危机和2009年的回调后，趋于逐年上升态势，并在2016年达到新高62.49，比2015年提高了0.68%，比2003年上升13.53点，提高26.64%。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继2011年之后，2016年民营控股上市公司治理指数连续6年超过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另外，民营控股上市公司在高管及董事独立性、现金分红、累积投票实施、中小股东董事提名权、经营类关联交易等重要指标上的表现都要好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李维安表示，中国公司治理作为治理改革的先行者，构建了以规则、合规和问责等为核心制度要素的治理体系，正经历着由行政型向经济型的转型。在此过程中，中国公司治理从依靠法律、法规等强制合规阶段，逐步发展至自主合规阶段，再到当前的有效性阶段，出现了治理事件推动治理完善和深化的大趋势。从“国美控制权之争”引发对提升内部治理能力的思考，到“阿里巴巴海外上市”引发对境内外治理规则差异与创新的探讨，再到近来发生的“万科控制权争夺战”推动对外部治理能力、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等方面的关注，无一不是推动制度创新、催生公司治理变革的典型事件。

　　针对如何推进我国上市公司治理改革深化，李维安建议，要进一步强化行政型治理向经济型治理理念的转变。打破政府与企业的行为方式，在遵循经济型治理逻辑和规则的前提下，尊重与保障市场的多元治理主体参与治理。此外，要发挥治理事件的积极作用，推动治理完善与优化。同时，在中小股东支持的前提下，提前设置防止敌意收购的制度保障。作为股权高度分散的现代公司，应做好公司治理制度建设的“事前准备”，即在公司章程、董事会规则中事先预备好“防盗门”，但必须事先获得广大中小股东的支持。在股权设置方面，可以适度引入控制权优先股、AB股等防御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