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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世纪老人杨敬年 以义制命 从未言老
来源: 新京报 2016年9月18日11版发稿时间:2016-09-18 09:56

 对不幸“用力做应做之事”;南开教书到86岁,九旬翻译《国富论》,自认从未“年迈”

  2016年9月4日

  姓名:杨敬年

  性别:男

  终年:108岁

  去世时间:

  2016年9月4日

  去世原因:病逝

  生前职业:南开大学政治经济系教授,90岁完成论著《人性谈》,重译《国富论》 

 

  9月4日11时50分,杨敬年于天津病逝,享年108岁。

  这个出生于光绪三十四年的世纪老人,是我国财政学和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1948年拿到牛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回国,次年在南开大学主持创办财政系,1982年又在全国率先给研究生开设发展经济学专业课程。

  他曾被划为右派,被迫离岗22年,又接连遭遇妻子瘫痪、儿子早逝的变故;“文革”结束后,他以71岁高龄重返讲坛,90岁完成综合性论著《人性谈》后,又重译了《国富论》,百岁时出版27万字的自传《期颐述怀》。

  “不管将来或过去之有无意外,或意外之幸或不幸,而只用力做其所应做之事,此之谓以义制命”。他多次提到,冯友兰的这句话,影响和总结了自己的一生。

  克服逆境

  做力所能及的事

  一进杨敬年的家门,最先映入眼帘的,是靠墙的深色木质大书柜。

  书柜由六个双开门组成,高两米,宽约四米,里面摆满了各个年份出版的书籍:和主人的年龄一样,印证着历史的轨迹。

  “爷爷住在南开的高知楼时,屋里屋外到处是书,摆不下的便摞在床头,所以专门为他定制了新书柜。”杨敬年的孙子杨华说,为迎接祖父百岁生日,专门买下这个离校很近的住处,一家人从校园里搬了出来。

  事实上,这次搬家前,杨敬年已在南开住了半个世纪。在这里,他经历了人生低谷。

  1957年,这个曾经的南开大学财政系主任,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在被迫离开岗位的22年里,他被分配到经济系资料室,不仅要参加政治学习,写思想汇报,还要完成不定期的义务劳动和清洁工作。

  “文革”后期,他又遭遇了家庭变故。1974年,妻子因脑溢血瘫痪在床,儿子杨修慧陪护在身边照顾,却在两年后因尿毒症意外早逝。

  悲痛之余,女儿的学费,儿媳和侄女的接济,以及家庭的支出,都压在他一个人身上。

  贫寒交迫、命运折磨,杨敬年“以义制命”,消化着苦难。他坚持完成了学院交给自己的任务,翻译了7部经济学著作,并配合承担联合国文件翻译和审核工作,共计500万字左右。

  “命运总有不公的时候,而我能做的,无非是充分发挥自己的天赋和才智,做我力所能及的事情。”之后有学生问杨敬年克服逆境的动力时,他这么回答。

  在这段艰苦岁月中,每当心中难以平静,他便会聆听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和萧伯纳的故事,更是支撑他走过这段晦暗生活的苦口良药。

  这是他不轻易诉说的秘密。

  在他人看来,不管经历天大的磨难,杨敬年始终能从追求学问中找到安慰和力量。

  情系南开

  71岁重归教育一线

  1979年,杨敬年恢复教授职称后,要求重回讲台。当时他71岁,早已过了退休年龄。

  “做学问、教书是我最擅长的事情,若不能为教育事业做些事,必将是一生之憾。”他向系里表示。

  两年前,杨敬年已自告奋勇,为几位政治经济系学生讲授专业英语课程。

  那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入学摸底考试后,学院决定为77级张俊山等6位英语成绩较好的新生,单独开设英语学习班,与其他同学分开教学。

  两年间,听课的人由六七个学生,扩展到几十个学生和青年教师。

  “杨老师每学期都托朋友从香港、美国带回西方经典经济类原著和杂志,再从中摘取适用的文章,亲自编写专业英语教材。”张俊山回忆。

  起初,同学们都认为课本太难,上课听不懂,年纪最小的邹玲因为太多单词不懂,动了退课的念头。

  她到老师家中想说明情况,却看见70多岁的杨教授在自学法语。杨敬年向她说起自身的求学经历:因“马日事变”“七七事变”等,他比常人多花了12年时间才学成回国。“你们年轻人要珍惜能够学习的机会,不要因为一点小困难就放弃,看看我就知道,只要开始,就永远不晚。”

  杨敬年坚持先难后易的原则,在其“执着”下,一学期下来,班上同学的英语成绩突飞猛进,阅读外国文献的速度越来越快。

  同为77级学生的孟宪刚觉得“更幸运”。作为系里的四个“老高三”之一,他在考上南开前,已经学了六年俄语。

  系里决定为四人专门开设俄语课。但当时能教英语的教师都极度稀缺,更不用说是其他语种。这时,杨敬年再次站出来说,自己当系主任时自学过,可以一试。

  孟宪刚怀疑这位从牛津大学留学归来的教授,未必教得了俄语。

  第一次上课,杨敬年带来了自己总结的语法资料,并坚持用原著讲课。

  “非常受用。”孟宪刚说,两年课程结束后,自己在人大研究生考试中取得了九十多分的外语成绩,超过许多俄语专业的学生。

  高校讲台,杨敬年一站就是16年。直至1994年,86岁高龄的他才宣布,因身体原因不再授课。

  16年来,杨敬年每节课都提前到教室,下课铃响起后,也要多讲两分钟才走。

  “先生总是穿着灰蓝的中山装或者黑色西服,声音也特别洪亮,比谁都精神。”邹玲忘不了80多岁的杨敬年站在讲台上时,那种痴心于“传道授业解惑”的感染力。

  笔耕不辍

  百岁自认远未年迈

  回归正常教学后,杨敬年家里时常有学生登门。不管在做什么,只要学生来请教,他一定放下手中的事,优先帮学生解决难题。“杨教授有求必应,从来不会拒绝。”不少学生描述。

  他还主动给学生们写信问候,并复印自创的保健操,送给体质不太好的学生。

  与学生交流之余,杨敬年的全部时间几乎都用在读书上。日常花销80%以上用于买书是年轻时养成的习惯,送书给学生则成为退休后的新风气。这些年,光邹玲一人,就收到他108本赠书。

  90岁时,他还创造了一个奇迹。当时,撰写了两年的《人性谈》刚出版,陕西人民出版社联系他,提出翻译《国富论》的请求。

  这对于研究经济多年、又有着专业英语水平的杨敬年来说,并非难事。只是90岁高龄,需要多久译完,编辑们做好了等待两三年的准备。

  杨敬年却默默制定了翻译计划:每天3点起床,翻译4个小时,7点准时锻炼,一小时后吃早饭、休息,再看会儿书,11点半吃午饭,下午继续校对和下一篇的准备工作,晚上8点左右睡觉。

  在精准又严苛的时间表下,11个多月后,74万字的译文顺利交稿。该译本在4年内,重印8次,发行5万本。一本经济学专业的书籍成了受人欢迎的畅销书。

  上世纪90年代末,互联网兴起,91岁的杨敬年决定买一台电脑,用途只在于两点——写邮件和看新闻。

  杨华的印象里,有了电脑后,爷爷不再给学生写信,而是坐在电脑前码字,每周定期给国外学生发电子邮件,从不间断。

  有人登门拜访,谈论起国家大事,他也可以滔滔不绝说上大半个钟头,不少都是从新闻网页上浏览到的信息。

  自传《期颐述怀》中,杨敬年还专门写了一节如何安度晚年的文章。在他看来,自己远没有到“年迈”的时候。而晚年是人生的绝妙时光,工作与学习并不因年岁的增长而停止。

  2013年患肺炎后,杨敬年身体每况愈下,但仍要求保姆每天早晚为他读一小时书,并一直坚持到生命最后一刻。

  大多时候,他喜欢听唐诗宋词,每听一次,便跟着背诵出来。名人传记和四书五经,他也会跟着一起念。

  百岁之前,杨敬年每年应学校邀请,会在新生开学仪式上发表演讲,每次内容都不尽相同。

  今年,他原本答应了在南开新生入学仪式上,做一段简短的开学演讲。

  9月4日,和杨华说笑着“过两天就能出院”的杨敬年,病情突然急转直下,随后陷入昏迷状态,再未醒来。这一天,距南开新生入学,不到一周。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赵蕾

编辑:赖鸿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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