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平日生活朴素，总是穿着一件蓝布长衫，有一次到北京去，因为同时还要给一个学生证婚，穿了一件缎子长袍，到了教育部，人们都在奇怪，这是张校长吗？怎么今天穿着缎子袍子呢？后来因为常常给学生们证婚，这些老学生们也常送他一些衣料，王夫人给他制成新衣说道：“给这个老和尚挂一挂袍吧！免得叫人家看着太寒碜了。”

　　由于连年内战屡起，国内政治屡变，他的事业也屡屡地受到挫折，大学教育的设立经过了两次失败，后来才算成立起来，其间得到李秀山先生的不少捐款。大学部矿科，本来是由李组绅先生年捐常年经费三万元创办起来的。捐了五年，到了民国十五年(1926)，因为内战的影响，捐款停止了，矿科因此停办。在抗战前一阶段，每一遇着内战起来，学校就要停课，社会各个方面都在受着影响，募捐的来源受到了障碍，大、中、女、小四部分的经费，这的确是一个不轻的负担。先生只为心里有一个教育救国的信念，他不避一切艰难来支撑这一困难局面。有时感到一阵失望，不免长吁短叹，王夫人必要从旁鼓励他说：“你办南开教育，是为国为民办好事，谁知道了都会来帮助你的，凡事定能逢凶化吉。”先生听到后就又把精神振作起来，如此几十年。一直到抗战开始，南开大学与北大、清华合并为西南联大，改为国立了，他才松了一口气。只剩下了中学部，他认为是颇有余力了。

　　虽然困难是这么多，但是他却始终坚持着办教育是他的终身事业。民国十五年，公元一九二六年，先生的好友、南开中学的董事长颜惠庆博士在北京组织摄政内阁，约请先生担任教育总长，先生辞以和严范孙先生有约，终身办教育，不做官，婉却。后来奉系入关，张学良氏又约请先生出任天津市市长，先生也予以辞谢。当时有先生的好友林长民先生对先生说道：“如今的好人都不出来做官，行见中国的政治，将要更趋腐败了。”先生以各行其志谢之。后来林先生以学者往佐郭松龄，发动东陵事变倒张，事败遇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