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教育出版社社长、总编辑黄旭——

　　本书是国内较早从学术角度研究西南联大的著述，在有关西南联大的研究中具有独特风格，作者以发现问题为起点，在丰富的西南联大史料中找寻有研究价值的视角并做出分析，对当今的西南联大研究颇具价值。作者所重述的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学术传统与文化担当，作为可资借鉴的历史范本，对于学术传统的价值回归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本报记者 树红霞

　　“西南联大为什么会引起研究现代史、研究中国教育史学者的兴趣？关键就在于西南联大在创办过程当中的精神，它在这九年当中留下的精神遗产，对今天的大学有不少启示。其中，最重要的启示当属大学独立。”厦门大学教授谢泳说，西南联大为战时中国培养了大批人才，这些人直到今天依然活跃在各个领域。

　　上世纪90年代初，谢泳就开始做西南联大研究，这在国内学术界算是比较早的，当时相关的史料还不完善，成型的史料少之又少。不过，因为有浓厚的兴趣，谢泳满腔热情地做起了西南联大研究，不断有文章和著作面世。上月，福建教育出版社再版了谢泳的《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一书，并收录他的最新研究成果。

　　◆知识分子群：看事做人兼备中西文化优点

　　西南联大是与中国抗战共始终的一所著名大学，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联合组成，从1937年平津沦陷后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至抗战胜利后复员北上，前后共计九年。其间，不仅培养了杨振宁、李政道等大批自然科学家，而且也培养了何炳棣、王浩等社会及人文科学家，还养育了像殷海光这样具有思想家气质的学者。

　　“西南联大的存在，对分析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活动有重要意义。”谢泳说，当时，国人对西南联大的成功有高度评价，认为这是“民主传统，宽容精神”的结晶。在国家面临危亡的历史时刻，那些教授身上表现出的吃苦耐劳、团结合作精神，实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楷模。我们今天迫切需要对联大精神、联大风格进行深入研究，以发扬中国知识分子的真精神。

　　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由教授和学生两部分人组成。从教育背景上考察，教授中，年龄较大的梅贻琦、张伯苓、陈寅恪、刘文典那一代知识分子，受的是完整的传统教育，同时又有留学欧美的经历，多数是研究中国的文学、历史和哲学；年龄较轻的是钱钟书、费孝通、陈省身、华罗庚这一批1910年前后出生的人，他们当中多数也受传统教育，但其深度与前一代有了距离，加上接受比较完整的现代大学教育，后来大都成为中国新的人文学科的创始人，使得中国的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教育学等逐步建立和成熟起来。

　　西南联大的学生一般是1925年前后出生的，接受的教育也基本上是中西两面，他们当中还出了很多作家和诗人，比如九叶诗派中有好几个是西南联大的学生，还有汪曾祺、林蒲、吴纳荪等。正如数理逻辑学家王浩回忆当年在西南联大时的情景所说：“我觉当时联大有相当多的人在看事和做人上兼备了中西文化的优点，彼此有一种暗合的视为当然的价值标准。”

　　谢泳研究发现，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一个重大特点是，虽然他们多数有留学欧美的经历，但在伦理道德层面却明显留有儒家文化的色彩，尤其是生活层面上还是中国化的。他引用美籍华裔物理学家、西南联大教授任之恭的话说，“西南联大作为战时大学代表着保存知识，不仅是书本知识，而且也是国家道德和精神价值的体现”。

　　◆学术传统：自由之意志和独立之精神

　　一个时代的学风，从本质上映现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北大、清华、南开在抗战中的偶然联合，使当时中国人文和自然科学的多数第一流人才汇聚一处，人才的聚集自然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学术群体，在这个群体中自然形成的大体一致的学风，构成这个群体的学术传统。

　　“我们今天研究西南联大，在很大程度上是要研究这种传统的形成，研究这种传统何以在战争环境下能够艰难生长，而最终成为这个学术群体彼此共同遵循的标准。”谢泳说。

　　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主要由教授和学生体现。在当时，教授可以说是传统的继承者，而学生则是传统的延续者。西南联大在其消失50年后，依然让人不断提起，而且充满敬意，正是因为这个传统的核心价值是有生命力的。这个传统就是陈寅恪在王国维纪念碑中所说的“自由之意志和独立之精神”。

　　谢泳举例说，在西南联大，前辈学人宽广的学术胸怀对后辈学人的成长极为有利，这种前辈学人对后辈学人的鼓励和帮助也构成西南联大学术传统的一部分。比如，陈寅恪对周一良的爱护、闻一多对陈梦家的提携，都堪称学林佳话。

　　同时，教师与学生相处，亲如朋友，有时师生一起学习新材料。王浩把在西南联大度过的那段时光称为“谁也不怕谁的日子”。在课堂上，有些学生直言指出教师的错误，而教师因此对这些学生更欣赏。

　　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有丰富的内涵，从教授的自由流动到教授治校，从合理抗议政府到支持学生运动，从视学术为生命到为自由而关心政治，这些今日看来很抽象的东西，在当年的西南联大都有实实在在的体现，由大量生动的事例构成了鲜活的学术传统。

　　◆大学制度：战时教育常态化和合作精神

　　一个国家的崛起，首先应该是大学制度的崛起，如果没有现代的大学制度，一个国家要想实现民族复兴是比较困难的。西南联大建立的动议，来自胡适、王世杰和傅斯年等人。他们在国家危难中帮政府做出的历史选择，时代证明是富于远见和具有世界眼光的。

　　西南联大建立的前提，是因1937年的抗日战争。当时，很多人主张大学不要办了，要么办临时短训班，让大学生赶紧上前线。还有一种主张是大学为战争服务，比如学化学的赶紧做炸药，学物理的赶紧做枪炮。对此，曾被任命为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的胡适大胆地提出，战时教育常态化的主张，强调该学什么学什么，跟战争没有直接关系的课程也要讲。

　　“战时教育即平时教育的主张，与胡适对世界的了解不无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许多国家调大学生去前线打仗，伤亡很大。战争结束后，国家发展，人才明显不够。虽然胡适最后没有当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但他的这一主张，对西南联大后来的发展大有裨益。”谢泳说。

　　西南联大成功的经验中，还有一条就是宽容风气，突出地表现为校长间的精诚合作。如果没有他们的合作，在那样的情况下，要把大批教授团结起来，延续中国教育的命脉，是不可能的。这三位校长的合作，也可以看作是中国知识分子合作精神的一个缩影。中国读书人是识大体的，特别是那些受过中西两面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在关键时刻体现出的合作精神，是知识分子能办大事的一个例证。

　　“抗战前，清华校长梅贻琦、北大校长蒋梦麟和南开校长张伯苓之间，并没有很深的交情，而且三位校长的办学风格也很不同。联大初期，三校开始合作，也不是一拍即合，而是有过猜疑，有过观望。但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总的来说合作是成功的，做人和做学问的风气都是好的。”谢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