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27日，我敬爱的老师谷书堂教授因病不幸逝世。作为谷书堂老师较早的学生，我为失去一位交流谈心的好朋友，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一位泰斗级经济理论引路人，而感到深深的悲痛。

　　年届鲐背的经济学泰斗

　　斗转星移，世事沧桑，从上世纪80年代初师从谷书堂教授学习到今天，转瞬就是三十多年了；每每忆及当年读谷书堂教授的硕士、博士时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当时谷书堂教授虽然年及花甲，但他给我的印象似乎总是精神矍铄、身体健壮。岁月催人，近几年我们尊敬的谷书堂教授年事渐高，已进入可以用“耄耋”这样的语汇描述的年龄了，前几年是他米寿之年，去年即届鲐背。

　　谷书堂教授是著名的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为中国的经济学学术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在谷书堂教授年届鲐背之际，我们这些当年师从于他的老学生，一些他不同时期的同事和朋友，在为他祝寿的同时，合作撰写了一部书《不平坦的治学路——谷书堂教授经济学理论与思想述评》(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出版)，一定程度上记录了谷书堂教授一生教书育人的业绩，他对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贡献，对政治经济学的探索与追求，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在学术研究上初露头角、“文革”期间被视为反动学术权威批斗改造，改革开放后他放开手脚在学科建设、扩所建院等方面奋力拼搏的足迹，当然也从学生的角度，特别谈了谷书堂教授对我们自己和其他学生的影响，总结了我们心中认识的谷书堂教授的形象，记录下了跟随谷书堂教授学习的温馨年华及毕业后努力奋斗的打拼岁月。

　　实际上，为谷书堂老师写一本真正的传记，我们以前也曾试图作过。1997年南开经济研究所建所75周年，恰巧是谷老师七十大寿，我作为当时的经济研究所所长，曾协助徐掁方教授组织了第一本传记性的著作《一个经济学人的足迹》，从当时掌握的材料和能够动员的力量看，主要还是侧重于谷书堂教授学术观点的提炼和集合，学术思想的提出和演变的过程，而对他的日常生活细节、教学育人等方面的故事涉及的较少一些。这是那本书的特点，也是那本书的一个不足，其实更多地叙述一下谷书堂教授的生活经历，增加些趣味性的故事可能更吸引人些，这在两年前再次编写的那本书中就有较大的改进。

　　从与谷书堂教授多年的交往中，我断续了解到一些谷书堂教授过去的不凡经历，及伴随共和国成长的足迹。谷老师早年离乡求学、留校从教的经历是从一些材料中看到的；他青年时代在学术研究上崭露锋芒，写出震动我国学术界的经济学论文，是从查阅当年的文献中逐步知道的；“文革”初期他被打成反革命和反动学者，接受批判、下放劳动、农村放羊的蹉跎岁月，是从几幅照片中窥得一鳞半爪的；直到改革开放后，他老骥伏枥，放手大干、科研调查、治所建院，以及他开展教学科研取得的成就，则我都是亲历者和见证者了。但这里，我只能提及我所知道的他教学生活中的一两件平凡事。而关于谷书堂教授在改革开放前的岁月故事，因我知道太少，还是留给他那时的同事来写为好，希望其他作者能够补充更多材料，以为后来者留下可循的痕迹。

　　乡音不改影响满京华

　　谷书堂教授是山东威海人。可能正因为如此，在谷老师的周围无形中聚集了不少山东人，其中他同我是最近的老乡，我们同是山东省威海市人；在威海与烟台独立分开设区之前同属大烟台地区。而无论威海、烟台都属于山东最东端的胶东半岛地区的人。同其他地区相比，胶东人给人的突出印象是山东大汉，诚实、憨厚，尤其是口音很特别，这在多种文学作品中都有反映，从最初我听谷老师讲课时就确认了我们是老乡，因为他的胶东特色口音几乎没有多少变化。中国有句古话，亲不亲家乡人。由此，我从最初见到他就觉得有一种亲近感，没想到如此著名的大学者是自己的胶东老乡。这可能也是本科毕业后，我选择谷教授作为我的硕士生导师的一个潜在原因吧。

　　我是“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制度后，通过统考进入大学的第一届本科大学生，即通常说的“七七级”。但实际上，所谓“七七级”是指1977年参加考试，而真正入学则在1978年年初；我是1978年离开山东来到天津市，进入南开大学经济系本科学习的。刚到南开时，真是让我吃惊得很，到处都是煤灰粉尘飞扬，因为天津当时刚经过了1976年的大地震，到处都是临时建筑、油毡棚等，干燥的大风刮过，到处都是粉尘，不要说PM2.5，就是“PM20.5”都有，与我刚离开的山东滨海城市青岛真有天壤之别，那里是红瓦绿树，海风习习。我当时真的曾有过后悔来津求学的想法。可是很快，在南开园中上过几次课之后，我就修正了这个想法。青岛的海天景色的确是美，但那里似乎欠缺知识的厚重，一两个大学，一两张报纸而已；而天津市的尘土飞扬中却掩映着几十所大学和大批著名学者，特别是南开大学这样的高等学府里，著名教授结队成群，给我们授课的老师全是国内外著名的经济学教授。所以，我很快就在南开大学的教室里看到了未来,在图书馆里确定了位置，在马蹄湖畔找到了乐趣。

　　那时，南开大学还没有什么学院，经济学方面只有一系一所，经济学系和经济研究所，经济系的本科教学在全国是响当当的，师资实力雄厚，教材相对齐全，教学水平一流。经济系七七级是一个大班级，一共96个学生，在系里安排的班主任老师的指导下，相互联系紧密，几个兄弟班级会经常搞一些联谊活动。我作为七七级的班长，结识了不少其他班级和系所的老师和同学，其中就包括谷书堂教授。七七级人才济济，学习气氛浓厚，入学不久在其中一位同学的努力下，就办起一张全国大学生中唯一的创新性的报纸《经济初学》，那可是我发表经济学论文处女作的处女地，听说至今这份报纸还在办着，而且越办越红火。记得当时报头是请著名学者于光远先生题写的，而其他学者的题词中就有谷书堂教授的鼓励和支持。那时谷书堂教授是在南开经济研究所位于南开大学高高的苏式教学主楼的六楼办公，我和几个同学结伴跑去他办公室里找他，他是用钢笔在空白纸上写下了他的祝辞，鼓励我们好好学习经济学知识，语言朴实无华，连同他笑呵呵的和蔼样子，积极支持的态度，让我印象深刻。

　　坦诚包容大家风范

　　1981年我本科毕业准备考研。由于本科时逐渐培养起的对现实问题的兴趣，我就准备报考社会主义经济学方向。而谷老师是专门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在这一方面影响很大，发表文章、出书都很多，于是我萌生了报考他研究生的念头。那时谷书堂教授与腾维藻校长、钱荣堃教授等这些前辈的办公室都在主教学楼六楼，每次经过主教学楼时，我都会不自觉地向主楼的六楼望去，我当时想法很简单，心想着六楼就是一个更高的学术殿堂，谷书堂教授他们是这殿堂的主人，他们所在的高度如同他们的研究水平一样，跟着他们一定能学到知识。后来，我如愿考上了谷老师的硕士研究生，成为了他众多弟子中的一员。研究生入学以后，同谷老师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多了。除了课堂上听课时见面外，课外活动中也有更多的接触。南开大学的社团活动很丰富，历史上就是很有名的。

　　改革开放后南开校园逐渐从“文革”的死气沉沉中缓过神来，恢复了昔时的活跃气氛。我们那个研究生班里活跃人物也很多，班里经常举办各种各样的活动。有一次学生年终聚会，我记得是一个下午，就在主楼六楼经济研究所的中厅里举行。邀请了老师和外系学生来参加，济济一堂。谷书堂老师和钱荣堃老师也都应邀来参与活动。活动中有一个环节，是让老师们来回答学生预先设计好的题目。我是研究生班的支部书记，事先也知道联欢会的内容，为了避免一些场面出现尴尬，曾特别叮嘱当时的主持人梁静同学，如果提问老师时应当问一些常规性的，不要太生僻，免得让老师们大庭广众之下下不来台。可是到临场发挥时，梁静这家伙竟然完全忘记了。当时他问了谷老师几本外国小说的作者名字，有些难度但应当不是很生僻，他连续问了几本书的作者，谷老师一时都没答上来。一旁的钱教授示意我不要再问下去了。我当时心里面直埋怨梁静考虑不周，也担心谷老师说我们组织不细，考虑不周，在会场上有意为难他。但出乎意料的是，在主持人的连续提问中，谷老师不但没有因此而恼火，责怪学生为难他，反而是如实向主持人说明他不知道，连续三个“不知道”，如实地“答不上来”，他的这一诚实举动赢得了学生们理解的掌声和笑声。会后他与钱荣堃老师一起开玩笑调侃说，“我们都是老头子了，记忆力不比你们年轻人的”。师生关系一如既往，处得很好，很和谐融洽。谷老师一向是如此坦诚、包容，与人真诚相待，他的大家风范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一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朋友般相处师生情谊深

　　谷先生的为人与治学，教书和研究，追求与理想，脾性及风格，一直是我们学生辈学习的榜样。他不仅仅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先辈师长，也是一位值得深交和信赖的朋友。谷老师一直都是孜孜不倦地教育着他的学生，给学生以亲人般的关怀，结下朋友般的友谊。

　　我做研究生时，谷教授与谷夫人伏义琴教授，经常请学生们到他们家里吃饭、聊天，真正把学生当作朋友、孩子、亲人一样。他们住在南开大学北村的一所住宅楼的顶层，大概是五楼，我记得有一次，他邀请我们学生去他那里吃饭，我们都很高兴并且主动表示要前去帮忙，他说不需要帮助，你们就按时到达即可。但我们想着他们老两口儿岁数大了，一定还是需要有人帮助做些体力劳动，就稍微提前去，到达后发现，他们早已经把通道的杂物清理好，几个方形桌子拼成的长条桌子摆在接待室，上面满满地摆放着各种糕点，形形色色，令人垂涎欲滴。由于学生较多，大家说说笑笑，一会儿即狼吞虎咽，一扫而光。事后我们议论，谷教授和伏老师为这顿饭实际上付出了很多辛苦劳动，采买搬运，收拾整理，就是把几张桌子拼起来也得费他们不少力气的。哪如现在，要吃饭就进饭店，花几个钱就什么都有了，不必费心费力。对比起来，老师对我们的心意，实在是太大太重了，我们应当永记心头。

　　我们从谷教授身上学到的，不仅仅是一些经济学理论和观点，更学到了他科研教学的风格，教书育人的方式，做人处事的风范，为人行为的模式。谷先生和他那个时代的老一辈经济学人一样，都具有相似的优秀品质和执著的人生追求。他总是教导学生们要以国家大业为重，淡泊个人名利，做一个正直坦诚的、对社会有用的人，要学会互谅互让、容忍、和谐。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的确，我们作为他不同时期的学生，为有这样一位经济学泰斗级的老师，总是感到很幸运。我们每个人谈起曾经作为进入谷书堂教授师门的学生，都是一脸的自豪，一生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