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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镪
天津是曲艺之乡，也是中国曲艺理论研究的重镇，其中有一人不得不提，他就是薛宝琨。作为一名曲艺史论研究学者，他将口口相传的民间曲艺进行了学术提升。他能从相声《纠纷》中丁文元和王德成的对话中找到天津人的性格符号，也能从“当当吃海货，不算不会过”这句天津老话儿中看到天津人的处世心态。而这一切都源于他是天津人。无论人品、性格乃至学术成果皆具天津本土文化的底色。
与侯宝林大师的交情
2016年2月28日，薛宝琨先生溘然长逝，学界一致认为这是中国曲艺理论界的重大损失。先生去世后，许多媒体在报道中提到他与相声大师侯宝林共事多年，但这其中的详情并未多说。笔者作为先生的关门弟子，对此了解的更多一些。
1961年，薛宝琨自北大中文系毕业，分配到中央广播说唱团创作组，从此与侯宝林结缘。不过那时薛宝琨作为刚刚走出校门的青年，对侯宝林完全是仰视的，并无深交，只是后来一起被下放改造，在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过程中结下了深厚情谊，成为知己。
改革开放后，先生曾陪同侯宝林到访日本，在北大、南开讲学，共同撰写《曲艺概论》《侯宝林和他的相声艺术》。侯宝林说的许多话和观点给薛宝琨学术研究以启发和养料，而侯宝林的这些话语和观点也是由薛宝琨著述而广为传播的。侯宝林在天津成名，使相声取代京韵大鼓成为天津戏园子演出的“攒底”节目。天津观众认可侯宝林的艺术，而侯宝林也非常欣赏天津的文化性格。他曾对薛宝琨说：“天津卫这地方活泛，不像北京那么死性。”薛宝琨回忆，侯宝林特别推崇天津的煎饼果子、豆浆、豆腐、捞面，说煎饼果子体现了天津人的心机和智慧，豆浆、豆腐之醇似天津人的厚道，称赞大杂院里喜寿面五颜六色的菜码儿就像西洋人送的鲜花，是吉祥的标志。
薛宝琨调入南开大学工作，侯宝林给予大力支持。他对薛宝琨说：“你这个曲艺理论家也是天津培养起来的。”到了天津，侯宝林带着先生登门拜访马三立大师，并对马三立说：“宝琨我就交给你了，请你多多关照。”由此，先生与马家结下了不解之缘，而马派相声也成了先生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
学问还可以这样做
薛宝琨做学问，最赞成深入浅出，所谓“高僧只说家常话”。这与他的性格、生活经验、研究路径息息相关。
他的学术研究深入浅出不仅见于其专著，更多地体现在数百字的短文中。这些散见于报章的短文如珠玑般闪耀着真知灼见，广泛联系着天津文化中的市民心智、心态，如层层剥笋，深入底里，意味隽永，发人深省，有其学术的分量，并富于轻快的节奏、醇厚的情感。
在《大巧若拙马志明》一文中，薛宝琨分析马志明在相声《纠纷》中塑造的两个天津普通市民形象时，指出派出所小屋是两人情绪格斗和心灵自省的“战场”，最后在警察面前互称“盟兄弟”既是点题生辉的文眼，也是性格升腾的自嘲，更是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世俗写照。
在曲艺、戏曲界有种说法，演员要走红、成角儿必须经过天津这座码头的历练，至于为何如此，一般人并不明了。薛宝琨在《天津观众》这篇短文中结合天津观众的审美习惯、审美心理有过精辟分析，指出“天津观众总是喜欢暂先掠过内容单从形式或程式入手品味作品……天津卫的传统精神和开放性格使他们对艺术只要‘地道’不问门类，热情与善意的民风又使他们肯于奖掖后进、扶植新生，于是就渐次形成了观众对于艺术的主导作用和严格风气”。
眼睛向下的学者
薛宝琨是一位眼睛向下的学者，他来自市民阶层，少年时代住大杂院，对市民阶层的生活和性格再熟悉不过。一些民俗现象、饮食习惯，在天津流行的方言、俚语、熟语、歇后语、民谚、民谣，路上买菜大娘间的对话等等，都会启发他的写作灵感。
结合“当当吃海货”这句话，他指出天津人讲吃、会吃，吃得其时、吃得其势的知足常乐、享受生活的民风；从歇后语“刘二爷剥蒜——两耽误”、童谣“有打的灯笼都出来，没打的灯笼抱小孩儿啊，金鱼、拐子、大花篮啊……”品读出天津市民的平等意识。可见，薛宝琨对天津文化有清醒认知和把握。
薛宝琨在日常生活中秉持平民百姓的处世哲学，平静地接受和享受生活，对物质没有奢望，他的骨子里天然有着天津人本真、善良、宽容、隐忍、仗义、知足、幽默的性格。
先生与人交流态度平易、语调平和，从无疾言厉色，没有架子。在面对生活中的尴尬和困难时，有其自嘲的智慧和化解的方式。他自认“惧内”，曾在课堂上大讲特讲其“惧内”的“先进事迹”，称凡自称惧内者大多为真实的“大丈夫”。1985年，薛宝琨的妻子因病卧床异常苦恼，先生开导她说：“没有你，这个家便毫无章法，你是这个家的‘总书记’。”师母听此话变得振作起来，“觉得虽病犹荣”(薛宝琨语)。他一直精心照顾妻子25年，直至她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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