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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多元化时代，拥有多语背景儿童的语言习得及教育，是家庭语言政策研究的问题域。
语言政策的三重框架
语言政策与规划学科诞生于20世纪中期。语言政策可以从很多方面进行解读，Spolsky认为语言政策有相互关联的三个组成部分，即语言意识、语言实践和语言管理。语言意识是“语言及语言使用的信仰”，语言实践是在语言社团中常规的和可预期的语言行为，语言管理指“某人或者某组织具有或者声称的在一定范围内形成语言实践或者语言信仰而做出的明确的和观察到的努力”。这三个方面以复杂、动态的方式紧密联系。语言意识由语言实践得出同时也影响语言实践；语言意识能被语言管理所改变；语言实践提供语言环境和语言管理的工具，同时也是语言管理的目标。 Spolsky还划定了语言政策研究的七个领域：家庭、学校、宗教及宗教组织、工作场所、当地政府、超国家群体以及国家组织。家庭作为社会所确定的基本时空单位和首属群体，是语言政策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同时也是研究起点和终点。家庭语言政策着力考察“在家庭范围内家庭成员之间与语言相关的明确和公开的规划，提供如何管理、学习和家庭内部协商语言的综合研究”。Fishman在著名的“三代理论”中指出，第一代移民将新环境中使用的语言引入到家庭语言，于是第二代移民在双语环境下成长，到了第三代移民则普遍成为移民地区主导语言的单语人。语言“自然代际传递”功能的消失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语言消亡，而这一过程往往首先发生在家庭内部。家庭语言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语言政策和儿童语言习得双重框架下最好的语言习得观察领域，在西方吸引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目光。有学者试图探讨这样的问题：一些跨国家庭为什么可以保持双语或者三语，而另外一些家庭本来的母语却失落了？有些儿童在单语社会长大却变成了双语人，而有些孩子在双语环境下成为了单语人？在家庭内部，语言实践受什么意识指导？是否和国家宏观的语言政策一致？如果不一致，是什么力量在起作用？家庭范围内“语言选择的力量”受到重视，但是对这些力量发生作用的特殊进程或者机制的探讨仍需深入研究。目前西方的相关研究主要涉及家庭范围的内外因素如何影响语言意识、语言实践和语言管理。Spolsky创建的理论框架，以丰富的实证研究加深了人们对家庭语言政策的理解，也影响了家庭语言政策的研究。
语言政策的显与隐
Schiffman认为不仅要把语言政策看作是公开的、法律规定的、官方的和自上而下的关于语言的规定，也要注意含蓄的、没有写明的、非公开的、事实上的、基层的、非官方的观念和假设，后者同样可以影响政策指导的结果，与显性语言政策一样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二者同时作用于家庭内部。多语言环境下，哪一种语言和特定的语言市场相联系以及如何评价；父母的语言观念意识作为看不见的语言规划，如何对孩子的语言教育产生作用。这些看不见的自发的语言规划有可能与政府或其他组织制定的显性语言政策相违背。看不见的语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由父母对某种特定语言的态度决定，媒体、社会压力、孩子的同伴等都会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一种语言政策是一种政治决定，也是蓄意试图改变、影响一种或几种语言在特定社会的地位的努力。在宏观层面语言政策改变或影响社会的结构和进程，在微观层面家庭语言政策则是建立在个体家庭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变化觉察的基础上，出于提高家庭社会地位和家庭成员发展的考虑而形成的管理及实践。家庭语言政策包括和语言文化相关的很多论题，比如意识、价值、信仰、态度、偏见、宗教观念、流行文化等。语言意识和信仰可能是家庭语言政策潜藏的力量，但后者未必都会转化为实践。 家庭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自给自足的单位，社会、政治和经济因素都强烈影响家庭语言政策，而且父母的教育背景、移民经验和文化性格都会影响他们对子女的语言教育及语言选择的指导。Vygotsky认为语言作为中介手段可以使人们获取涉及文化重要方面的大量知识和信息，关注和研究家庭语言政策，要将之置于更广阔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
中国的家庭语言政策研究
国家层面的语言冲突和矛盾，在一个家庭内部同样可能存在，操不同母语、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父母结合，加上可能不同语言或方言的隔代抚养，或者照顾孩子的人又操其他语言或方言，那么把这个家庭形容为一个语言战场再合适不过了。语言与认同的分裂和撕扯常发生在多语言背景的家庭。
中国不仅有大量少数民族家庭，随着中国国际化程度的提高，跨国家庭在中国也越来越多。这些家庭的孩子在语言教育方面遇到的问题，如何解决，都是语言政策与规划领域关注的内容。在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自上而下的、宏观的、刚性的、显性的语言政策一直被关注及研究，但是对作为社会最小单位家庭范围的关注和研究还很不够。目前国内虽然有少数学者注意到了家庭语言政策研究的重要性，但实证性的研究成果阙如。对于旅居中国的国际家庭如何保留母语的同时学会汉语？在少数民族地区，如何令儿童掌握普通话与少数民族语言？在方言地区，普通话与地方方言如何并存？濒危的少数民族语言如何在家庭语境下得以复兴？这些问题尤其值得关注。
家庭语言政策这一新的研究领域不仅为语言学，也给教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提出了新的问题，指明了新的研究方向，同时也期待更多的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研究方法问世。李宇明教授早就指出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的一大特点就是多学科共同参与。在构建和谐语言社会的进程中，家庭这一重要场所不能忽视，关于多语言多文化家庭的语言政策必须加强研究，进而在可靠研究的基础上，为这些家庭提供相应的语言教育咨询服务和援助。
(本文受2014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汉语国际传播视野下的跨文化适应研究”(NKZXB1435)资助)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跨文化交流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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