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高考如期举行，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陈志强教授，在办公室的窗前看着校园里来来往往的学生。这一届的毕业生很快就要离校了，几个月后，如今正在考场上答卷的学生，又有一批会作为新生走进校园。陈志强想象此刻考场上考生答题的场景，脑海中出现的却是几十年前，自己走进高考考场的画面。
1977年，中断了11年的普通高校招生工作重新开启。那年冬天，570万考生涌进考场，参加了这个改变国家和自身命运的考试。那次考试后，约27.3万人被录取，成为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大学生，陈志强就在其中。如今，陈志强已成为国内著名的历史学者、东欧拜占庭研究的权威。当年他亲历的那次具有特殊意义的高考，则成为这一切的起点。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到远在祖国边陲的虎林，陈志强和他的战友特别兴奋，“我们觉得这是改变命运最好的机会了。”然而，此时离高考只有两个月的时间
1977年深秋，黑龙江的虎林县已寒冷初现。在这个与俄罗斯隔水相望的小城，25岁的陈志强已经度过了8年的时光。
1969年5月，16岁的陈志强从天津来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他上山下乡的地方在虎林县，和很多从那个时代走来的人的经历一样，对陈志强而言，那是一段艰苦的生活，也是一段激情燃烧的难忘岁月。那时的陈志强特别喜欢读书，但他所能接触到的基本都是俄国作家的文学作品。陈志强每天晚上都如饥似渴地阅读，虽然不知道将来自己的人生是怎样的，但那时陈志强的理想，是成为一名作家。
大量的阅读使陈志强成了文学青年，业余的时候，他总会写一些文章给省报和兵团的报纸投稿，渐渐地便成了公认的“笔杆子”。就这样，他被调到团部做宣传干事。与之前在一线生产、训练相比，做文字工作离陈志强的作家理想更近了一些，但他没有想到，一次在北京召开的会议，让在白山黑水间流淌青春的自己，走向了人生的转角。
1977年8月邓小平主持召开科教座谈会，决定恢复高考。同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正式恢复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的制度。消息传到远在祖国边陲的虎林，陈志强和他的战友特别兴奋，“我们觉得这是改变命运最好的机会了。”然而，此时离高考只有两个月的时间。
1977年的高考是由各省自行命题，采用文理分科的办法，文理两科都考政治、语文、数学，文科加考历史、地理，理科加考物理、化学。“我只有初中文化，其他科目还好一些，数学一点基础都没有，只能夜以继日地做复习题，几乎每天都复习到夜里三四点钟。”陈志强回忆，复习的那段日子，最难忘的是大家互相帮助。因为报考的人比较多，同一连队的考生都会聚在一起复习，有一些知青是高中毕业后上山下乡的，文化课的底子好一些，所以会帮助他们。他们的复习资料，则是家人从各个城市搜罗来寄给他们的。
春节过后，乍暖还寒，1977级的高考生开学了，陈志强意外地成为那一年南开大学新生报到的第一人，“那一年南开大学只有9个系，几百个学生。因为大地震后重建工作没有完成，包括主楼在内的很多建筑都有损毁，百业待举”
1977年冬天，中国关闭了11年的高考闸门终于再次开启，这也是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与其他考生不同的是，由于陈志强所在的兵团报考人数太多，所以率先组织了一次初试。初试合格后，才与全国考生一起在12月进行了最终的高考，“初试的时候心里有些紧张，怕考不好。好在我因为平时做宣传干事，语文肯定是没问题的，数学虽然比较差，但题目并不难。后来复试的时候我才发现，很多考生因为觉得压力太大，最后放弃了。”
资料显示，当年570万考生大军一下子涌进了考场，而被录取的只有约27.3万人，是高考史上竞争最激烈的一年。陈志强在1978年春节前得知了自己的高考成绩，那时，他已从东北回天津探亲，一个从招办打来的电话又让他在大年初一踏上了回东北的列车。他被告知已被南开大学历史系录取，要回到团部办理手续，“大年初一坐火车回东北，车上只有我一个乘客，很冷清，心里却很沸腾。”那是陈志强度过的最特别的春节。
春节过后，乍暖还寒，1977级的高考生开学了，陈志强意外地成为那一年南开大学新生报到的第一人。原来，由于他是天大、南大联合招生的，所以，通知书上写的是天津大学的开学日期，当陈志强按照天大的开学时间去南开大学报到时，其他的学生还没有来，“那一年南开大学只有9个系，几百个学生。因为大地震后重建工作没有完成，包括主楼在内的很多建筑都有损毁，百业待举。”几十年后，陈志强每每在热闹的南开校园里穿行时，总会想起当年刚刚入学时校园的样子。
和后来的历届大学生相比，在时代拐点考进大学的1977级学生有着与众不同的特质。经历了动荡坎坷，深知国情的青年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这一批人在学校如饥似渴地看书，从教室到图书馆，从早到晚，可以说是空前绝后地用功，学生之间的年龄和阅历也相差很多，这无疑形成了一种竞争的氛围。当时的中国正处于一个特殊的思想解放时期，国家该怎样发展、怎样看待过去的十年，这些都是大学生思考的问题，他们想找到答案，同时也发表自己的主张。这一切，都在陈志强和他同学身上上演着。
那年陈志强的班上有36名同学，年长的三十几岁，最小的十几岁，年龄相差一倍，但大家学习的态度却惊人地相似，“我们那时上大学的气氛和现在不太一样，我们的使命感特别强烈”
“毕竟国家刚刚从一个十年的阵痛中走出来，我们个人和国家的命运都经历了很多坎坷，我们在大学里迫切地想通过读书、通过学习来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使国家振兴，所以我们真的是带着理想和使命去学习。”陈志强当时是班长，他说，作为班长，那时他最重要的工作不是如何管理班级，而是如何让同学在紧张的学习中放松下来，别累着。
1977级高考生的特质从校园延续到他们后来的人生。1982年年初，陈志强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留校任教。就在此时，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留学浪潮兴起，教育部委派南开大学的一名教师去希腊学习“冷门”的拜占庭史，陈志强被选中。从1983年开始，陈志强先后在希腊学习了6年。为申请博士学位，陈志强先用英文起草，后翻译成希腊语完成论文终稿，并最终用流利的希腊语顺利通过了答辩。4年的读博时光，陈志强一次也没有回国，与家人之间的交流也只能通过书信维系。
这段时间，陈志强的刻苦好学与希腊学生形成了鲜明对比。他成为哲学院每天最早到校的人，甚至比开门的老师到得还早，后来希腊老师干脆把整个楼的钥匙给了他，而他的希腊同学则每天10点以后才三三两两走进教室。晚上陈志强自习完回到宿舍休息，希腊学生丰富多彩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就这样，陈志强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历史与考古学博士学位，不仅如此，读博期间他还在国外著名期刊上发表了多篇论文。回国后，陈志强领导成立了国内第一家、迄今为止也是唯一的拜占庭研究中心，并获得了希腊政府向他颁发的“最高文学艺术奖勋章”。
和所有考生一样，陈志强说，高考是他人生的转折点，但带给他更深影响的，是1977级考生高考后，在大学里四年的求学精神，“近年来，学界对于新形势下我国学术出现的一系列负面问题进行深入思考，比如学术不端现象，比如普遍存在的创新不足。他们从不同角度寻找问题的根源，其中令人关注的一种意见认为，1977、1978级这批恢复高考以后的第一批学者教授已经成为当今学术发展的障碍和学术创新的阻力。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认为这种意见如果出现在这批人中，那么其自我反省的精神可嘉，但否定这批学术骨干和科研教学中坚力量的积极作用是缺乏事实根据的。我们需要大力发掘1977、1978级的学习精神，发扬他们身上共存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把我国改革开放不懈努力的风气发扬光大。”
本组撰文本报记者苏莉鹏
照片由陈志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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