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记得2012年年末，从西方吹来的一股恐慌之风：彼时，“世界末日”之说甚嚣尘上，人们误读与曲解了玛雅历法，盛传玛雅人预言2012年12月21日，是地球文明的末日，届时世界将会陷入一片黑暗；不过，伴随着2012年12月22日太阳的照常升起，谣言不攻自破，恐慌之风遁于无形，生活重新回归平静。

　　一晃两年时间过去了，人们不禁反思，当时谣言缘何而起？实际上，玛雅人对于时间的计算比其他许多文明，甚至是晚于其出现的文明，都要精细。玛雅人根据当时的天文观测，将太阳系的星体视为一个大系统，他们认识到，其中的每一颗天体都以其自身不同的运行方式进行运转，当每一颗天体真正“展示”出其全部的运行面貌之时，这一个大系统就真正完成了一次循环。而这一循环的时间是近5000年，即一太阳纪，而2012年12月21日正是其所认为的“第四太阳纪”的结束。可惜的是，这个循环结束的标志被西方人片面理解，甚至是有意地歪曲释读。实际上，根据玛雅文化研究专家安东尼·阿维尼(Anthony Francis Aveni)的研究，玛雅人拥有“重新计时”的思想，在玛雅人的观念中，时间被视作一系列的循环，而一个循环的结束并不代表着时间的终止，而是预示和迎接着另一个循环的到来。换言之，2012年12月21日标志着新时代的到来。正如危地马拉籍的玛雅长老阿波利纳里奥·皮克顿(Apolinario Chile Pixtun)所表示的那样，玛雅人并不存在着“末日”思想，事实上，2012年12月21日这一天，标志着人类将进入新的文明。换言之，2012年冬至之日，这一特定的时间节点，标志着人类文明风向的开始转变，人类将在精神与意识方面出现重大的觉醒与转变。

　　当然，对于文明古国中唯一一个将文化主体延续至今的国家——中国而言，2012年冬至这一天本身就意义非凡：中国民间自古有“冬至大于年”之说，古人也常以“冬至”为“岁首”。对于中国的天文历算专家来说，2012年的“冬至”之日，却更加重要，可以说是超乎平常：因为在这一天，一个极为罕见的天文现象，“五星连珠，晨出东方”，将展现在天际之中。实际上，这一天象自古以来一直居于天文观测的重要位置，古代先民很早就认识到这一天象的重要之处，并赋予“五星连珠”这一天象美好而深远的寓意，期冀大吉、大利之兆示。现在，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件文物珍宝，来体味古代先民追求吉祥昌盛的良好祈愿：

　　1995年，中日尼雅遗址学术考察队，在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中发掘出一座东汉末至魏晋时期的夫妻合葬墓，在墓中出土一件极其臻美的汉式织锦，织锦为五色平纹经锦，花纹间织出祈瑞文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这一考古发现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

　　何谓“五星”？“五星”指的是太阳系五大行星：金、木、水、火、土。我国对于“五星”的研究起源极早，西汉刘安所著的《淮南子·天文训》就出现了“五星、八风、二十八宿”的记载。而1973年年底，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的帛书有“五星占”约6000字，帛书的写成年代约在公元前170年左右，比《淮南子·天文训》约早30年，可谓是现存文字上对“五星”的最早记录与见证。帛书中详细记述了五大行星的运行规律和相应占验内容。而西汉经学家刘向在《说苑·辨物》中有云：“玄象著名，察变之动，莫著于五星。天之五星，运气于五行，其出犹发于阴阳。”也就是说，古代先民很早就将阴阳、五行的关系解释得明白透彻，并把天上日月与地上的阴阳对应起来，五星与地上的金、木、水、火、土五行联系起来。

　　至于“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最早记录，出现于战国时期大天文家甘德和石申的《甘石星经》。甘德和石申系统地观察了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的运行情况，初步掌握了这些行星的运行规律，记录了800个恒星的名字，更是测定了其中121颗恒星的方位。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著作，其中的恒星记录表比希腊天文学家伊巴谷在公元前二世纪所测编的欧洲第一个恒星表还早约200年。可惜的是，《甘石星经》在宋代就失传了，现存最早的关于“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文字记载，见于《史记·天官书》：“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积于西方，外国用兵者利。”当然，《汉书·天文志》、《晋书·天文志》等史书中亦见相同或相似的内容。

　　因此，上述织锦上所纹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这几个文字含义清晰，是在表述当出现五星排列成直线、共现东方之天象时，有利于中国。所以，在中国古人的心目中，五星连珠的天象成为了中国兴盛的祥瑞之兆。究其根源，其实是与我国古代的天文历法密切相关的。

　　我国自古以来所使用的干支纪年法，是以“人文始祖”黄帝的即位时间作为起算时间的。据信，黄帝即位的时刻，恰是天际中五星连珠显现的时刻。因此，人们就将5000年前五星连珠的那一刻，定为甲子年甲子月甲子日甲子时。

　　众所周知，黄帝时代融合了数千年以来原始世界的发展和积累，进入了一个文明启兴的时期。因此，甲子年甲子月甲子日甲子时，也就成为了古人心目中文明挥别野蛮的分水岭。无怪乎孙中山先生在1912年的祭黄帝陵文中这样写道：“中华开国五千年，神州轩辕自古传。创造指南车，平定蚩尤乱。世界文明，惟有我先。”不仅如此，黄帝，也是刚正不阿、秉笔直书的太史公，在其“史家之绝唱”中记录的第一个人。这些都向人们传达着一个信息：黄帝的即位，标志着人类文明史的真正开端。

　　不过，自从达尔文1859年11月出版了震动当时学术界的《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创立生物进化论(the theory of evolution)之后，大多数人都相信人类是生物进化的产物：人类是由已经灭绝的古猿演化而来的，而最早的祖先则是来自非洲的智人(Homo sapiens)。事实上，在达尔文的进化论出现之前，对于生命来源的解释，人们普遍信奉的是突变论或嬗变论(transmutation of species)，因为嬗变论对于生物的跳跃性变化和突变现象都有很好的解释。虽然在《物种起源》出版后的这一百多年的时间中，生物进化论被人们无条件地信奉，但是，可以看到的是，在达尔文的观念中，他并没有认识到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也未能正确解释古猿如何演变成人；可以说，他过分强调了生物进化的渐变性，用“中间类型绝灭”(extinct intermediate varieties)和“化石记录不全”(the imperfection of the geological record)来解释古生物资料中所显示的跳跃性和突变性。所以说，像寒武纪生命大爆发(Cambrian Explosion)这样的现象就完全不能用进化论的观点来进行说明。不仅如此，当我们用最直观的常识性感受来回顾、判断5000年的人类发展史的时候，从生理特征方面来说，我们自身与古人相比，并没有明显的进化之处，有些功能还出现了退化。总而言之，达尔文的进化论对生命来源的解释难以令人信服。

　　那么，如何才能真正地考证人类起源呢？正如人类学家李济先生所言，关于人类文明的起源必须以信史(credible history)为依据，而不是依靠简单的推理(conjectural reasons)。思及此，我们可以借助于中外经典古籍，来寻找关于人类文明始祖和人类真正起源的信息。

　　西方神话传说中认为，人类始祖不是非洲智人，而是诺亚(Noah)；起源地自然也不是非洲，而是亚拉腊山(Mountain Ararat)。因为古人的语境与今人大为不同，而且古人喜欢使用“神话隐语”(mythological enigma)的方式来记录和储存重要的信息，这些隐语实际上就是钱钟书先生所提到的“神话中的真实”(sacred Truth)。而这些隐语正是至关重要的“金钥匙”，能够打开人类认识自己的一扇大门。

　　关于诺亚的解读，被誉为“首位重视中国文化思想层面的英国人”的约翰·韦伯(John Webb)，在其1669年创作的《一篇致力证明中华国的语言是最初语言的历史学论文》中，考证出西方文字中暗指诺亚的Janus一词，实际上指代远古时代的Jaus(姬氏，黄帝之姓)。不仅如此，他在作品中还留下了赞美黄帝的语句：“黄帝即位的时刻正是智慧时代开启的时刻，也是崇尚高尚品德的起始。”(The history of it… when Emperor Jaus began his reign… begins Ages to wit… and much [i]nclined to moral v[i]rtue.)

　　而关于亚拉腊山的解读，我们可以参阅17世纪的两本西方经典。1614年，被BBC评为最伟大的100名英国人之一的沃尔特·雷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编纂出版了《世界史》(The Historie of the World)一书。在书中，他认为诺亚方舟停靠在东印度群岛和锡西厄地区之间的山中(that the ark [Noah’s] rested upon part of the hill Taurus (or Caucasus) between the East Indies and Scythia)，这正是昆仑山的所在地。而彼得·海宁(Peter Heylyn)在其1652年所出版的《宇宙史》(Cosmographie)中，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当然，中国学者苏雪林女士在其1956年发表的《昆仑之谜》一书中，明确地表示古昆仑的原型，本是小亚细亚阿梅尼亚高原之阿拉拉特山(Mountain Ararat，即亚拉腊山)。可以说，自昆仑山起，人类文明真正开启并传播开来。

　　而提到古印度文明、古希腊文明、伊斯兰文明与华夏文明四大文明的交汇之地的昆仑山，我们就不得不提发源于昆仑山北麓的一条名为“尼雅河”的内流河。它是塔里木河的二级支流，在古梵文中，“诺亚”就是尼雅(Niya)。而对于“诺亚方舟”这一情节我们也可以解读为：在大洪水天灾之后，真正的“方舟”正是从昆仑山的尼雅河上漂流而下的最初的人类生命方舟。之所以如今居住在各个地区的人们的肤色、骨骼、面容均有不同，是因为自昆仑山而下，“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人种的不同特征。

　　可以说，在古时，东西方世界都认识到：使人类真正进入文明，曾经是中国为世界做出的最大、最深远的贡献，而这一贡献恰逢中国历经“盛运”，暨“五星晨出东方”之际所取得。因此，在一脉相承的华夏文化中，“五星连珠”不仅成为了中国干支历法的开端，更是成为了中华文化最值得骄傲的时刻。自然而然的，“五星”文化成为了一种吉祥文化，以“五星”为主题的织锦、装饰、旗帜更比比皆是。

　　除此之外，史料中也记载了许多恰逢五星聚集于不同星宿，如：“聚箕”、“聚房”、“聚井”、“聚尾”、“聚奎”之际的历史事件。著名汉学家班大为教授(David W. Pankenier)利用其丰富的天文学知识和深厚的中文素养，将史料中所记载的“五星聚合”现象进行现代科学分析，利用ARC Software出品的The Dance of the Planets软件对相应的天象进行纪年坐标点的确认，计算机模拟出来的信息可以证明史料中的许多事件确处在“五星聚合”天象显现之时，尤其是正史中关于“五星会聚”于不同位置时所发生的重要事件的记载，譬如说“殷衰周昌”、“诸弱齐强”、“楚败汉兴”,不仅在时间上十分准确，其相对应的一些社会现象或是王朝更迭的情况也极其对应。

　　不过，更加严格地来说，记载中的许多次“五星聚合”天象并不与甲子年甲子月甲子日甲子时那次的天象完全一致：从视觉上来说，五星并没有真正处于一条直线上，因为五星的聚合角度和位置等问题，许多次的“五星聚合”都不能与5000年前那次“五星连珠，晨出东方”的天象相一致，“五星聚合”时所发生的事件也会有吉有凶。

　　不过，古人对“五星出东方”的真正内涵和其所传达的美好、吉祥的寓意，确是了然于胸的。所以，当“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作为祈瑞的吉语，出现在织锦上时，我们能够体味出中国历史的渊源和深厚的文化内涵：这件简单的织锦让我们感悟到以天人对应为基础，以天象观测为依据，以社会现实为参考的中国古代杰出的天文意识。无怪乎“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的亭林先生顾炎武，在《日知录》一书中发出这样的感慨：“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

　　可以说，我们现代人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低估了，甚至是误解了古代先民对自身、对自然、对宇宙认识的高度、广度与深度。事实上，在春秋、战国之前，我国古代宇宙论的若干主要概念就已经逐渐形成，并构成了一个宇宙论系统。其中，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天人合一”。在“天人合一”的概念中，古人不仅明确“天是大系统，人是隶属于大系统中的小系统”，更是指明“人必须遵行天道”，一切人事均应顺乎自然规律，达到人与自然和谐。事实上，“天人合一”的思想也深深蕴含在中国古代经典著作之中：以《吕氏春秋》为例，它不仅在每篇前冠以月令，更是将先秦各家天人思想的积极成分加以融会贯通，并意识形态化，构筑了一个“天人合一”的标准图式，将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大事件与天象联系起来，从而形成了“天道——世道——人道”相沟通的叙事逻辑,不仅使其叙事空前地具有了一种体系性，更是将“天人合一”的思想表达得淋漓尽致。沐浴在“天人合一”精神下的古代先民，也更加重视自身的品德与修养。这也充分说明了“人文始祖”黄帝恰在甲子年甲子月甲子日甲子时，开启了一个崇尚高尚品性的时代。

　　可以说，人类文明在这5000年的时光流转中，经历了“东升西落”的变化与发展，就如同全世界人民满怀希望地迎接每一个新年零点到来之时，欢呼雀跃之势“由东向西”一点点蔓延、传播开来一样，2012年冬至日所迎接而来的新的文明轮回，也会依照先后顺序，一点点展开它的画卷，为世界增添新的美好。

　　新的文明转向再次到来，愿你我先知早觉，怀抱着与我们的祖先一脉相承、绵延至今的美好祈愿，沐浴在新的文明发展之中，并为推动人类更高文明的发展与壮大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在更高的文明风尚已然开启之际，在“五星聚合东方”的美好希冀之下，中国已经驰骋在汲取文明精髓、稳步发展、积极创新的美好文明征程之上。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

　　“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系列文章至此刊发完毕。这组文章得到“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评议组组长、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学勤，“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工程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宫长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古籍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王力平教授，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副会长、天津市国学研究会副会长、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先秦教研室主任朱彦民教授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感谢。